的男孩，长大后是个害羞的男人，在目前的研究工作中也是单打独斗——纯粹是自己喜欢这样——因此也没能把同事发展为朋友。上一份工作倒是交了几个朋友——比如索尼娅和克里夫·法雷尔——可是他们死了，这个选择也就免谈了。

    我想，要是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退而求其次便是租一个，一点心理诊疗费我还负担得起。也许，在某个心理咨询师的沙发上躺上几次——可能四次就够——应该足够让我解释清楚事情经过并表达自己的感受。四次诊疗要花我多少钱？六百美元？要么八百？那些钱换来心里轻松也值得。可能还会有额外收获。旁观者或许能就我一直苦思不解的问题给出简单而合理的解释。我的思维中，公寓和外界之间那扇上了锁的门似乎已经打败了大多数解释，但那毕竟是我的思维；会不会这才是关键所在？或许也是问题所在？

    我都计划好了。第一次诊疗，我会解释事情的经过。第二次，把相关的物品带过去——太阳镜、树脂方块、海螺壳、球棒、陶瓷蘑菇和永远流行的放屁垫，就像在文法学校里那样做个小小的展示和介绍。剩下的两次谈话中，我和租来的朋友可以找出扰乱我生活的罪魁祸首并拨乱反正。

    我用了一个下午翻看黄页、拨打电话，最后终于明白了：不管理论多么美妙，心理诊疗事实上并不可行。我得到的最接近真正约诊的信息是一位前台说尧斯医生或许能在明年一月份接见我。她还暗示就算那样，也是需要“意思意思”才能挤进预约表。其他诊所则根本一点希望也不给我。我联系了六个纽瓦克的心理咨询师、四个怀特普来恩斯的，甚至还给一位昆斯的催眠师打了电话，结果还是一样。对于纽约市——更别提保险业——来说，穆罕默德·阿塔和他的敢死队罪大恶极、死不足惜，但那个在电话线上浪费掉的下午却足以说明，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心理咨询业的发展，尽管心理诊疗师们并不希望如此。二零零二年的夏天，想在某位心理咨询师的沙发上躺会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必须拿号排队。

    那些东西放在房里我也能睡觉，可是睡不好。我听见它们对着我低语。有时，直到半夜两点我还无法入睡。我躺在床上，想着那个认为自己到了一定年龄、对于公司也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因而可以把她那头漂亮长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的莫琳·汉农。我还会想到圣诞派对上挥动着吉米·伊格尔顿著名的放屁垫的人们。我早先说过，与新年缩短了两三杯酒的距离后，放屁垫就会成为人们最喜欢取乐的玩意儿。我想起布鲁斯·梅森问我觉不觉得那东西看上去像小精灵用的灌肠袋——“小精灵。”他说——然后，经过思维的联想过程，我终于想起他就是海螺壳的主人。

    当然就是他，蝇王布鲁斯·梅森。沿着关联的食物链再走一环，我记起了杰瑞米·艾恩斯还在晃荡时出演亨伯特·亨伯特的那个人叫什么、长什么样：詹姆斯·梅森。记忆是只狡猾的猴子；有时它会吃你喂的香蕉，有时则不会。所以，尽管当时并没多想，我还是把太阳镜拿到了楼下。我想要的只是证实。乔治·塞费里斯不是有首诗里问这些是死去朋友的声音，或只是留声机？有时候，这是个好问题，一个你必须向他人求证的问题。或者……听我说下面这件事。

    八十年代后期，我即将结束与酒精长达两年的苦恋。某天，我坐在书房的桌边睡着了，半夜才醒过来。我摇摇晃晃地走进卧室，伸手去摸电灯开关。就在那时，我看见有人影在晃动。第一反应——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判断——就是遇上了入室抢劫的瘾君子，他颤抖的手里一定还拿着从某个当铺里买来的廉价点三二手枪。我伸出一只手开灯，同时用另一只手在桌上摸索，想摸到个重东西来防身——任何东西，哪怕是放我妈妈照片的银相框都行。灯亮了，我才发现是自己吓了自己。我正看着房间另一边镜子中的人：眼神惊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