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克里夫，法雷尔的理赔调查员也是。

    “棒球对我灰常灰常好”，有时，克里夫会坐在办公桌前，一边挥舞球棒一边说，“保险灰常灰常坏。”

    我做了唯一能想到的事，就是抓起索尼娅·迪亚米克的太阳镜退回到电梯里。我把眼镜举到身前，就像抓着放假一周回家后在地板上发现的某个恶心玩意儿——一块腐烂的食物或被毒死的老鼠什么的。我想起曾和一个叫沃伦·安德森的人谈到过索尼娅。他把所见告诉我时，我心里想，她一定看上去就像自以为还能跳起来找别人要杯可乐。当时我们正在第三大道的布拉尼石酒吧喝酒，距离天塌下来已经过了六周。谈到她之前，我们举杯庆祝自己没死。

    那种事情似乎总也难以忘怀，不管你是否想要记得它们。就像一段反复萦绕在你脑中的旋律或一段口水歌。凌晨三点，你起床小解，站在马桶前，头脑只有百分之十清醒，那句话就突然钻了进来：就像自以为还能跳起来找别人要杯可乐。和沃伦的交谈中，他曾经问我是否记得索尼娅那副滑稽的太阳眼镜，我回答说记得。我当然记得。

    下了四层楼后，我看见门卫帕德罗站在凉棚下，正与联邦快递的快递员雷夫聊天。帕德罗向来严厉，不让快递在大楼前驻留——他遵循七分钟原则，并有怀表为标准，巡警为帮手——可他跟雷夫关系不错，两人有时会站个二十分钟，头抵在一起聊些纽约城的老派话题。政治？棒球？亨利·大卫·梭罗的福音书？我不知道，也毫不在乎。把文具拿上楼时他们就在，我失魂落魄地下楼来后他们还在。我，斯科特·斯特利发现了现实的微小漏洞，虽然小，却不容忽视。看到他们俩还在就够了。

    我走上前，抬起握着太阳镜的右手，举到帕德罗眼前。

    “你把这东西叫做什么？”我连招呼都不打，直接打断了他们的交谈。

    他不解地瞪了我一眼才回答：“我为您的粗鲁而吃惊，斯特利先生。”然后低头看着我的手。他长时间没说话，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他什么都没看见，因为本来那东西就不存在。我的手向前伸着，像在玩角色互换，等着他给我小费。我的手中实际上空无一物。一定是这样，必须是这样，因为索尼娅·迪米亚克的太阳镜已经不存在了。索尼娅的滑稽眼镜早就消失了。

    “这是太阳镜，斯特利先生，”帕德罗终于开口说，“还能有别的名字吗？要么这是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快递员雷夫显然对此更有兴趣，从我手中拿过眼镜。看到他拿着眼镜，几乎研究般地打量它，我不由松了口气，那种感觉就像有个人不偏不倚地挠到了你两片肩胛骨间的痒处。他从凉棚中走出来，把眼镜对着太阳，阳光在那两片心形镜片上洒下星星点点的亮光。

    “看上去像杰瑞米·艾恩斯演的那部黄片儿里的小女孩戴的。”

    听到这句评论，尽管心情沮丧，我还是不由得笑了出来。在纽约，就连快递员都是影评家，这也是这座城市让人热爱的地方之一。

    “没错，，”我说着把太阳镜拿回来，“只不过心形太阳镜是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那版里面的。当时杰瑞米·艾恩斯还在到处晃悠呢。”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不在乎。我再次感到头晕目眩……而且不是令人舒服的那种。这次不是。

    “那部电影里的变态是谁演的？”雷夫问。

    我摇摇头。“我要是现在能想起来才怪了呢。”

    “请别介意我实话实说，”帕德罗说，“你看上去很苍白，斯特利先生。你生病了吗？也许是感冒了？”

    不，感冒的是我姐姐，我想说。我拿着她的内裤，边看四月小姐的照片边手淫的时候，差二十秒就被逮个正着。可是我没有被逮住。那次没有，911也没有。糊弄住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