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囚牢是为此付出的代价。不管梭罗怎么看，我相信这笔交易是合算的。起码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而现在，我不确定了。

    我知道的另外一点是，这些事情发生在二零零二年八月末，离天塌下来一角，将我们的一切永久改变的那场灾难过去不到一年。

    斯科特·斯特利爵士披挂他的“好撒马利亚人”甲胄战胜可怕的空调后又过了一周。某天下午，我散步到八十三街的史泰博文具店买了一盒软盘和一令纸。我欠一个人四十页关于宝丽来相机发展——这个故事比你想象的有趣得多——的背景资料。回家后，我发现在门厅通常放置未付账单和未归还图书催缴单的小桌子上，赫然放着一副镜片非常特别的红框太阳镜。我立刻就认出了它，顿时气力全无，浑身瘫软，手中的购物袋一下子掉到地上。我倚在门边，瞪着那副太阳镜，试着平复呼吸。要是身后没有倚靠的东西，我相信自己会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女主角一样昏倒在地——那类半夜出现吸血鬼的故事。

    我被两种相关却不相同的感情同时击中。第一种，类似在做某件永远无法解释的事时知道自己将被捉住的那种可怕的罪恶感。说到这里，我想起十六岁时发生的——或者说差点发生的——一件事。

    那天妈妈和姐姐去波特兰购物，所以我本该一人在家待到傍晚。我赤身躺在床上，下体裹了姐姐的一条内裤。床上四零八落地撒了很多图片，都是我从车库里找到的杂志上撕下来的——很可能是这栋房子的前主人收集的《阁楼》和《画廊》杂志。就在那时，我听到了汽车驶过车道的声音。绝对没错，是她们俩回来了。佩吉染上了流感，路上就开始往车窗外呕吐，所以她们只开到波兰泉就掉头回来了。

    我看着眼前的情景：图片扔了一床，衣服丢在地上，左手还有一堆粉红泡沫。我记得力气从身体溜走，虚弱随即取而代之的可怕感觉。妈妈在叫我——“斯科特，斯科特，下来帮我扶一下你姐姐，她病了”——我记得自己想：“完了。我被抓住了。最好还是接受现实吧，我被抓住了。以后这辈子只要想到我，她们第一个想起来的就会是‘枪手斯科特’。”

    然而，在这种形势下，求生的欲望总会插一脚，我当时的情况便是如此。也许会被捉个现行，我想，但至少要试着挽救自己的脸面。我把图片和姐姐的内裤扔到床下，手指麻木却速度飞快地套上衣服，脑子里不由得浮现出以前看过的一个疯狂的游戏节目《争分夺秒》。

    我还记得下楼后，妈妈摸摸我涨红的脸，露出担心的神情。她说：“不会你也生病了吧？”

    “有可能。”我心情不错地回答。直到半小时后，我才发现裤子拉链忘了拉了。幸运的是，佩吉和妈妈都没有注意到。若是放在其他场合，她们一定会问我是不是有出售热狗的执照，在我成长的家庭里，此类玩笑是被视为机智的。而那天，她们一个生病了，另一个担心得无暇玩幽默。于是我得以全身而退。

    谢天谢地。

    八月的公寓里，紧随第一阵情感波澜而来的情绪要简单得多：我认为自己神志不清。因为那副眼镜不可能在那儿。绝对不可能。绝不。

    然后，我抬起眼睛，又看到了一件东西，一件我同样确定半小时前离家去史泰博文具店时——我一向是随手锁门的——肯定不在这里的东西。小厨房和起居室之间的角落里出现了一根球棒，从商标上看是＆B牌的。虽然看不到背面，我也知道后面印着什么：理赔调查员。这几个字是用烙铁尖烫上去再涂成深蓝色的。

    又一种情绪向我袭来：第三波浪潮，是一种超现实的错愕感。我并不相信鬼魂，可我确信自己当时的样子肯定像是刚刚撞见一个。

    我的感觉也像是刚刚见了鬼。的确如此。因为那副眼镜理应消失了，而且消失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