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气氛越来越热烈，而我的焦虑也越来越深。到达的英国人越来越多，互相传看着棱柱望远镜，话题从草皮、牧场、曲棍球到南斯拉夫被侵略、伦敦遭遇的轰炸和丘吉尔在收音机里发表的最近一次谈话。就在那时我看到了他。我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我。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窒息了。艾伦·希尔加斯刚刚进入包厢，臂弯里挽着一位美丽的金发女子，可能是他的太太。他的目光从我身上一扫而过，掠过一丝只有我能察觉的紧张和困惑。然后他很快地扫了一眼德国人包厢，那里正在不停地涌人人流。

    我站起来背过身去，生怕跟他面对面碰上，心里暗想完蛋了，已经不可能有办法逃出这个是非之地了。我简直想象不出自己跟英国情报机构的短暂合作生涯能有比这个更糟糕的结局了：我马上就要被公之于世，就在我的顾客面前，在我的上司面前，在我的生身父亲面前。我紧紧地抓住身边的栏杆，用全身的力气祈祷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希望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摩洛哥，没有接受过那个荒谬的任务，没有把自已变成一个粗心大意、愚蠢迟钝的情报员。第一场比赛的发令枪响了，马匹开始狂奔，观众们狂热的叫喊声简直能穿透人的耳膜。我假装把目光集中在赛场中，但是思绪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猜想那些德国人应该已经坐满了包厢，也预感到希尔加斯将会如何恼火，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现在面临的这个难题。就在这时候，有两个红十字协会的人抬着担架懒洋洋地靠在墙上，以备不时之需。灵光一闪，我想出了办法。如果我自己无法走出这个地方，那就必须找人把我带出去。

    也许是情绪太激动，也许是长时间以来积累的疲倦、紧张或者工作压力，这些都能解释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实际上哪一个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做出那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完全是出于求生的本能。我选择了一个最合适的地方——看台的右侧，离德国人包厢最远的那一边，而且估算了最佳时机——第一场比赛刚刚结束，全场都在欢呼，狂热的叫喊声跟不快的怒斥声夹杂在一起。就在这个当口，我倒了下去，而且按照预谋好的把头偏向一侧，这样我的脸已经完全被头发挡住了，以防隔壁包厢会有好奇的目光从立即围在我身旁的无数双腿之间穿过来，发现我的真面目。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闭着眼睛，身体软软的。但是听觉高度紧张，注意着身边的一切响动。晕倒了，保持空气流通，冈萨罗，快，脉搏，水，再来点儿空气，快快，他们来了，急救箱，还有一些我听不懂的英语。不到两分钟抬担架的人就到了。他们把我从地上挪到帆布担架上，用一块毯子把我盖住，一直盖到脖子。一、二、三，起！然后我感觉自己被抬了起来。

    “我陪您吧。”我听见希尔加斯说，“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叫大使馆的医生来。”

    “谢谢，艾伦。”我父亲说，“我想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只不过是暂时暈倒了。我们去医务室，然后再看情况。”

    护工们急匆匆地抬着我走出入口处那个走廊，后面紧跟着父亲和艾伦·希尔加斯，还有两个不知道是谁的英国人，可能是他的同伴或者助理。虽然躺到担架上以后我又让头发挡住了一部分脸颊，但是在担架离开包厢之前，我感觉到希尔加斯那有力的手把我身上的毯子往上一直拉到额头。然后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清楚地听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进入出口处走廊的时候我们没有碰到任何人，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情况出现了变化。这让我再次确认了当初那个不祥的预感。先是听到脚步声和男人的声音，飞快地用德语说着什么。“快点儿，快点儿，比赛已经开始了。”他们前进的方向跟我们相反，几乎是一路小跑。从雨点般闷的脚步声中我推断出应该是一群军人，而那种自信和肯定，一定属于军官。我想象着当他们看到敌国大使馆的武官亲自护送着一个担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