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肯定知道！我就在你下面，上帝啊！”

    “我不敢往下面看，”她说，“我太害怕了。我一直闭着眼睛。”

    我瞪眼看着她，感到非常惊讶。

    “你不知道吗？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她摇摇头。

    “我让你松手的时候，你……你松手了，不是吗？”

    她点点头。

    “凯蒂，你怎么能真的松开手呢？”

    她看着我，还是那对深蓝色的眼睛。

    “我知道你肯定在想办法补救，”她说，“你是我的大哥哥。我知道你会照顾我的。”

    “啊，凯蒂，你不知道时间有多紧迫吗？”

    我用手捂着脸，她坐起来，把我的手拿开。

    她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不知道，”她说，“可我知道你就在下面。哎呀，我困了。拉里，明天见。我得打石膏，佩德尔森医生说的。”

    石膏差不多快一个月才拆下来。她所有的同学都在上面签了名——她甚至让我也签了名。石膏拆下来的时候，谷仓事件已近尾声。我父亲把通往阁楼的梯子换了个新的，更结实的。尽管如此，我再也没有爬上房顶，跳进草垛。据我所知，凯蒂也没有。

    事情就此了结了，可不知怎的，没有结束，直到九天前，凯蒂从洛杉矶一家保险公司大楼的顶层跳了下来。我钱包里还收藏着《洛杉矶时报》上相关报道的剪报。我想，我会一直随身带着。

    这不是一份甜美的回忆，不是你珍爱之人的照片，也不是精彩影剧的票根，或者世界联赛的入场券。

    那份剪报，我揣在怀里，沉甸甸的，带着它，是我的责任。剪报的大标题是：“应召女郎高空燕跳，香消玉殒！”

    我们长大了。我知道的就这些，其他传言都不重要。她曾打算去奥马哈的一所商学院上学，可是，高中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她参加选美比赛，获了奖，嫁给了一个评委。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不是吗？我的凯蒂啊！

    我在法学院上学的时候，她离了婚，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十页之多，告诉我她是怎么过的，她的婚姻有多么糟，假如她能有个孩子，会如何如何好。她还问我是否可以去一趟。可是，在法学院，如果一周不上课，就等于普通的文科专业一学期都逃课。那些老师都是些灰狗。如果哪个机械小兔子不见了，那就永远别回来了。

    她搬家去了洛杉矶，又结了婚。当第二次婚姻解体的时候，我已经从法学院毕业了。她又给我写了封信，很短，很凄惨。她告诉我说，她再也不上那个旋转木马了。那是件苦差事儿。要想抓住那个铜环，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马背上滚落下来，摔个头破血流。如果免费乘坐的代价就是如此，还有谁愿意尝试呢？又及，拉里，你能来一趟吗？

    很久没见了。我回信说，我很想去，可去不了。我刚刚在一家压力很大的公司谋了份工作，最底层的工作，只有干活儿的份儿，没有受赏的份儿。如果想得到提升，那一年很关键。这就是我写的回信，讲的都是我的事业。

    她所有的信，我都回。可是，你知道，我不太相信，那些信都是凯蒂写的，同样，我也不相信，地上真的有干草……直到我落地时，它救了我一命。我无法相信，我妹妹和那个在信末把凯蒂的签名写成一个圆圈的苦命女人是同一个人。我妹妹是个扎着小辫子的小姑娘，胸部还没有发育呢。

    她不再写信了。我会收到圣诞贺卡、生日贺卡，我老婆负责回复。后来，我们离了婚，我搬了家，就此失去了联络。接下来的圣诞和生日，贺卡都是通过转发地址寄到的。收到第一张贺卡，我就在想：哈，我得给凯蒂写信，告诉她，我已经搬家了。可是，我一直没写。

    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