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文艺阵地》在香港问世，同年8月，《大公报》问世，《星座》问世，1941年，民盟机关报《光明报》也在悄悄的孕育着。和以上文化人办报不同的是，《光明报》是以直截的方式，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

    1941年3月28日，梁漱溟去向周恩来陈述他去香港办报的计划，得到周恩来的热情支持。梁问到港后找中共谁接头，周恩来让他找廖承志。后来周恩来致电廖承志，除告知重庆文化人去港的情况外，还持别嘱咐廖要支持统一建国同志会（即民盟）的工作。

    梁漱溟离开重庆经过綦江等几道关卡时，曾一度被扣，后经与重庆国民党当局联系，始准放行，5月20日，梁漱溟从桂林飞抵香港，他找到廖承志深谈了一次，以后便和《华商报》主编范长江进行联系。

    梁漱溟抵港后，原商定至港共同办报的罗隆基、张君劢，黄炎培均因故未去，他便和在港的曾琦（青年党）徐傅霖（国家社会党），任宪子（民宪党）周鲸文（东北同乡会）张云川（第三党），甘介候（桂系）着手筹备。

    8月，办报所需的大笔经费已筹集齐备，和蒋介石有矛盾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均给予了支持：龙云捐了5万元，刘文辉拿出3万，构成民盟的几个小党派也都出了钱，黄炎培一人拿出1万元、梁漱溟自己也拿出6000元、范长江也拿出4000元港币，以华侨捐款的名义进行资助，实际上，这些资金是中共方面给的。

    国民党得知民盟在香港创办《光明报》的消息，自然不会坐视不管，几天后遂进行破坏，派中执委兼海外部长刘维炽到香港，请香港政府拒绝出版发行。

    香港政府似乎对刘部长指令式的请求很不耐烦，为了显示该地区的民主，港府以《光明报》已办好立案，交了押金，且聘有律师顾问，表示无法按国民党的主意行事。刘维炽撞了一个不硬不软的钉子之后，很快聪明起来，他开始运用国人惯用的手段，在港府上下活动，终于使港府官员的口气缓和下来。刘维炽拿着英人许诺的报纸出版后加强新闻检查，予以压制回去交差去了。

    后来梁漱溟的《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有的文字被删去，开了天窗，有的地方文字失。单从这一点上看，应该说那个刘部长是很有办事能力的。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世界上凡事最怕认真二字，梁漱溟吃了一回亏之后，认真研读了港英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当读到广告栏可以不送审时，梁漱溟多日的愁绪一扫而光，第二天，他便将民盟的十大政治纲领和宣言全都登在《光明报》的广告栏中，为此，助手萨空先生还特意造了一个假帐，说明这两个文件是外面送来刊登的，以此应付港英政府的盘查。

    梁漱溟的这步棋走得令港英政府都觉佩服。这漂亮的一招刚刚落下，孙科等人便急忙到港拆台，借口民盟成立宣言及十大政纲的发表，不写组织人及地址，态度殊欠光明正大等等。诬蔑民盟乌有其，招摇撞骗。在港的盟员曾琦和徐傅霖也抱不合作态度。

    梁漱溟似乎早料到了国民党的这招棋，他请陈友仁，陈翰笙两位先生将宣言和纲领译成英文，并担保此事属实，由外国记者拍出电报，从而引起国内外的注目。到11月16日，张澜，张君劢，黄炎培等在重庆组织各方面人士聚餐正式宣布民盟成立。对于梁漱溟的妙计和民盟的最终成立，周恩来非常高兴，他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要力促其成。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民盟纲领强调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生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并称民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这与国民党对民盟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光明报》为促使民盟组织的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