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此时胡风一家去香港，在赴港的文化人之中，算是比较晚的一批了，在此之前，大批的文化人，或直接进驻香港，或由组织出面联系入港，许是走露风声的缘故，赴港之行凶多吉少的消息不断传来，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阴影，在赴广洲湾的途中，时时可见画着两根枯骨的石碑，汽车在山间公路上簸，事后胡风回忆说：那次旅行，可真是提着脑袋往前闯，吉凶未卜啊！

    1941年6月6日，胡风一家从重庆跋涉到香港，行程万里，历时一个月，胡风的到来，很快在香港的文化界传开。当天，就有夏衍及因导演《渔光曲》而名声大振的蔡捷生前来看望，大家相谈甚欢，心情怡然，在暂时的住处九龙弥敦道新新酒家里，不断有故知新朋拜望，胡风称大家见面尤为亲切，他乡遇故知，在重庆的两年半生活里所受的精抻重压，像是消失了似的。

    数日后，胡风租住西洋菜街175号4楼一间房子，租了几件家具将家安顿下来。和众多的文艺战线的战友们一样，一个小小的阵地，就这样完成了它的全部过程。

    繁华，喧闹的香港，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原本不在意什么文化沙龙之类的聚会，被称为自由城的香港，战时成为各种势力的避难所。

    然而，香港人甚至港英政府初时并没把他们看在眼里。在聆听四围枪弹声之余，港人以无比沉睁的态度打量着这些来自异地的人们。在他们眼中，除了几个知名人士外，这些相貌斯文举止平和的人们，比玩杂耍的吉普赛人强不了多少，躲避战祸，养家糊口在这个时代，似乎是生活最坚强的借口，他们自然也不例外。

    邹韬奋，这个中等个子，戴着眼镜片儿的中年男子就是以这个借口，敲开了香港政府主管部门的大门。

    登记之前，考虑到邹韬奋名字太响，容易引起港英当局的怀疑和警惕而产生负作用，便由一个朋友出面。登记时，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官员照例要问几句：为什么办报？赚钱。

    那时，混口饭吃被认为是最可敬佩的大志和至高无上的美德，所以报纸得以顺利登记。此时的香港确实有自由之港的样子，首先纸张免税，比别处全靠广告费的收入来维持报纸要好得多。其次，办报只要不触犯英国人的统治地位，偶尔谈一谈抗日救国，英国人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单从这一点上说，比国统区其他城市要解放一些。

    然而，邹韬奋的名字还是让港英政府知道了，他们从这个名字想到后面可能有强大的靠山，一个统治者再开明，也不想做另一个政党的宣传工具，但是报纸已经印刷，怎么办？

    港英政府有的是办法。一天，警务处有公文到新闻检查处，要检查处每天将检查《生活日报》时所抽去的言论和新闻汇送到警务处察阅。

    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报上的寻人启示，房屋拍卖，车祸，花边新闻很快吸引了警务处的官员们，他们津津有味的边看边发挥想象，把某艳星的私人生活弄得一清二楚。在得出看来这厨子菜炒得不错的结论之后，这些官员回到家里，枕边便常常放些《生活日报》之类以作消遣。看来检查处还是嫩了一点儿，警务处的负责人想，要派一个严格自律的检查官才行。

    新派来检查的检查官出手的确不凡，他随意删除，根本不管之后的内容是否衔接和通顺，至使这些文章经过反复校对，仍是错讹连篇，使人硬着头皮读下去还是不懂。尤其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检查官很满意这样一种做法：如果排版缺少飘字，则印上票字，后面加括号注明：加风旁。这种独具匠心的花样让校对倍受折磨；陶行知先生气愤地写下一首打油诗：机器咚咚咚，耳朵嗡嗡嗡，脑壳轰轰轰。再拿稿子来，操他的祖宗。

    然而，报纸还是办起来了。在邹韬奋之后，又有一些有特殊身份的人在香港创立刊物。193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