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去延安还是去香港的，他知道，茅盾、丁玲等许多文化名人，都是通过共产党的保护，到达安全地带从事文学创作的。现在，四面烽火朝不保夕，周恩来同志仍不忘保护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人的胡风，深深为之感动。

    对于周恩来，胡风是十分敬仰的，早年在武汉时，胡风就经常参加他召集的文艺家座谈会，聆听周恩来阐述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对他的真知灼见高瞻远瞩以及政治家特有的风度，胡风十分佩服，在他心里，周恩来是鲁迅之后第二个令他信服的伟人。

    胡风按时到达曾家岩50号，等在那里的周恩来看到胡风安全到此，紧锁的眉头舒展了，他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反共气焰日甚，为了减少损失，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决定让有影响的左翼文化人撤离重庆，你也在其中之列，一是去延安，二是去香港，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胡风很喜欢周恩来的简捷干练，和他说话，胡风也觉得自己干练起来了，他说：

    我们应该在重庆坚持，和国民党继续斗争。如果它们继续逮捕人，只能更加失去民心，失去道义，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切只能加速他们的失败。胡风说这番话时，心里还有一个疙瘩没有解开，那就是无法割舍他心爱的《七月》杂志，《七月》是他倾注了多少心血才有今日的规模和名望啊。

    周恩来知道胡风对《七月》的情感，也在胡风的话里感受到了他的信念和力量。周恩来同志一面给胡风讲述当前的形势，一面讲述党的任务方针，直接说出胡风感情用事的弱点，他告诉胡风：撤退固然是为了保存干部，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表示强烈抗议。

    胡风后来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能到革命的延安去过一种新生活，当然是我们所向往的，但我总觉得去这么多人恐怕也做不出什么事来，我就对夫人梅志说，一切都由周副主席安排吧，但是从今天起就要开始做些准备工作了。

    此时，重庆等一批文化人已经开始撒退，其中欧阳山，艾青等去延安，茅盾、夏衍、范长江等赴香港。茅盾等人也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带着真情的重托，从重庆出发，经上海来到香港的。所不同的，周恩来把在延安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及老干部所写的文艺稿件，交给了茅盾。并派身边工作人员吴奚如走访茅盾及其他文化人，告诉茅盾，稿件直接发表或作为创作素材，由茅盾定夺，并嘱咐茅盾：胡风主编《七月》，主要刊登短小精悍的报告文学和诗，算是游击战，茅盾将出版的《文艺阵地》多刊登长一些的文章，作为阵地战，两者配合，又构成国统区左翼文艺的完整阵容。安排胡风去香港，周恩来是有特别考虑的，当时日本东京报纸上刊有日共中央被破获的消息，周恩来十分关注日共的情况，所以，他希望早年在日本学习时即与日共有联系的胡风能够经香港到南洋一带，通过日本侨民寻找日共的关系。这一特殊任务，周恩来是在胡风离渝前一天才对他说明的。只是到香港后，情况有所变化，胡风未能如愿。

    临行前，周恩来专门交给胡风一张重庆七星岗莫斯科餐厅去香港办货职员某某的假期旅行证明，还给了他100元美钞和若干法币，以作行路盘缠。

    1941年5月7日，当山城重庆还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沉睡，胡风一家悄悄登上了一辆南下的汽车。望着雾汽朦胧的山城，环顾多灾多难的祖国，胡风像众多赴港的文化人一样，带着奋斗的激情带着离别的伤感，在心中默默念道：

    别了重庆，别了国，几年来，天上有轰炸，地下有暗礁，我们只有在斗争中生存，在苦难中求乐，子弹和血雨吓不倒我们，在人类解放面前，任何恐怖都难以扑灭我们心中的火焰。祖国，重庆，如果需要，我们会再来，因为我不是为了逃避轰炸贪图安逸才离你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