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
军监匈奴五部军事，随颖在邺，请为颖发匈奴五部兵，以其二部击司马腾，三部击王浚。刘渊自魏末至晋，为匈奴任子在洛、邺等地，本人汉化很深，长期周旋于西晋官僚之间，熟悉西晋政局。他得到太原王氏等并州望族的支持，其五部之众又已布满并州诸郡县，势力颇强。刘渊起兵时，司马颖已经失势，匈奴军虽然打着司马颖的旗号，实际上却是一群无羁之马，一支不受控制的独立的军事、政治力量，但其锋芒始终指向司马越及其所属诸军。
鲜卑、乌桓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越；匈奴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颖。既然司马越与司马颖势不两立，胡人双方也势不两立。由此可知“五胡乱华”的直接起因，是各胡族统治者分别参预西晋统治者之间的内乱。据《晋书》卷一零一《刘元海载记》，刘渊起兵助颖，其从祖刘宣反对；刘宣力主结鲜卑、乌桓为援，联合各个胡族共同反晋，以求兴匈奴邦族，复呼韩邪之业。刘宣认为西晋的宗王都是匈奴的仇敌，所以坚决反对起兵拯救任何一个西晋宗王。刘渊则另有心机，认为匈奴不起兵则已，起兵当为“崇冈峻阜”，而不能为“培”。从浅处理解，刘宣欲结鲜卑、乌桓反晋以夺取政权，看起来像是“崇冈峻阜”，但事成之后与鲜卑、乌桓共有天下，以夷统华，终究还是“培”。从深处理解，刘渊援司马颖起兵，先已分享强藩名分；如果能进一步从司马颖手里取得政权，那就是中原正朔，上国衣冠，华夷都将归心于他。这就是说，先附司马颖为“培”，正是为了最终成为“崇冈峻阜”。观刘渊以后建国称汉，追尊刘禅，俨然是光复汉家旧业，而不以呼韩邪单于自居，其心机怀抱，似确如此。
为了对抗匈奴刘渊之众，司马腾在并州，乞师于代北的鲜卑拓跋部首领猗?、猗卢兄弟，企图借拓跋部力量从北面对匈奴进行牵制。光熙元年（306年），司马越以刘琨代司马腾镇并州，刘琨同样倚靠鲜卑拓跋部为援，还与幽州的鲜卑段部保持密切关系。
成都王司马颖入关后，被迫取消了皇太弟称号。司马颖故将公师藩起兵赵魏，声言拥颖反越。流落冀州的羯人石勒联络马牧帅汲桑及其它胡人起兵，投入拥颖反越的公师藩军。公师藩被杀后，汲桑、石勒继续拥兵反越，并且与并州的刘渊结合，成为司马越在东方的劲敌。司马越致陈敏书说：“羯贼屯结，游魂河济，鼠伏雉窜，藏匿陈留，始欲奸盗，终图不轨。”石勒成为心腹之患，司马越是深感寒心的。
石勒是被司马越弟司马腾从并州掠卖于冀州的大量羯人之一，与司马腾有深仇。他起兵后投向公师藩，采取拥颖反越的政治态度，是必然的。当刘琨入并，司马腾离并东来时，州郡吏民万余人随腾到冀州就食，号为“乞活”。以上两种力量，即被司马腾掠卖的石勒之类和随司马腾东来的“乞活”，同样来自并州，但由于与司马腾的历史关系不同，政治态度也截然相反，石勒始终与司马越兄弟为仇，“乞活”则始终支持司马越兄弟而与石勒对抗。
这样，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幕，即司马越与司马颖的对抗，由于各种势力的参与，就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诸王之争。对垒双方，一方为成都王司马颖、匈奴刘渊刘聪、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为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和“乞活”等等。敌对双方阵线分明，冤冤相报，屠杀无已时，动乱愈演愈烈，仇恨愈结愈深。永嘉元年（307年）春，汲桑、石勒声言为司马颖复仇，入邺杀司马腾，又杀腾子确；冬，“乞活”为腾复仇，杀汲桑于乐陵。卷八五《并州歌》曰：“奴为将军（案指汲桑）何可羞，六月重茵披衲裘，不识寒暑断人头。雄儿田兰为报仇，中夜斩首谢并州。”歌中田兰为“乞活”帅，并州指司马腾。此歌当是“乞活”军中所唱，赞扬田兰为并州刺史司马腾报仇而斩汲桑之事，是司马越、司马颖两方势力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