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相报的一例史证。最后，石勒追杀王衍和大批王公名士，焚司马越尸，俘司马越子；而匈奴刘渊、刘曜又与石勒配合，先后颠覆了司马越操纵的晋怀帝和越侄司马保钳制的晋愍帝这两个司马氏朝廷，使司马越和王衍家族在北方经营的政治势力完全覆灭。此后，匈奴刘氏和羯人石氏先后在北方立国，而“乞活”势力则长期留存于北方以与刘、石抗衡。

    驰骋中原的刘、石既始终与司马越、王衍为敌，当然把由司马越、王衍派出的江左政权当作敌人。江左政权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不与刘、石通使”，也是势所必然的。何况当时北方刘、石势盛，咄咄逼人，欲通使求和亦非易事。刘、石忙于对付北方各种反对势力，也忙于应付本族内部无穷无尽的权力之争，事实上也还无暇顾及江左，一时还没有对江左形成严重而又持续的军事压力。这种情况，又使江左政权得以和辑内部，暂安一隅，无须汲汲于与刘、石通使，甚至敢于焚石勒之币以示决心。这就是前引钱大昕语的历史背景。

    王导、司马睿不但继承了司马越、王衍执政时期形成的与刘、石对抗的政策，也把北方存留的拥越反颖势力，包括一些民族势力，作为自己的盟友，与之共抗不共戴天的刘、石。洛阳陷落后，司马睿即有讨刘、石之檄。《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永嘉六年“睿檄四方，称与穆帝（案指拓跋猗卢）俱讨刘渊（案当作刘聪），大会平阳。”此事《晋书》及《魏书·序记》均不载。《晋书》卷五《怀帝纪》：是年二月癸丑，“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上尚书，檄四方，以讨石勒。”不过，无论是讨刘之檄，还是讨石之檄，都只是司马睿按其既定方针对刘、石表现的一种敌对姿态而已，并不意味司马睿有力量足以采取军事行动。至于司马睿称与拓跋猗卢共同行动，虽符合司马越与拓跋部的历史关系，但也不意味果真有过与拓跋猗卢共同出兵之事。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司马越之友，虽胡人亦江左政权之友。此时江左政权与北方政权的矛盾，并不纯粹是汉胡民族矛盾；或者说，胡汉民族矛盾之中仍然留存着相当多的其他因素。

    洛阳沦陷后的中原地区，匈奴、羯胡猖獗，能暂时抵挡他们的，是曾与司马越、司马腾相结的鲜卑段部和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曾多次与刘、石作战。《晋书》卷六三《邵续传》，邵续本为成都王颖参军，后受王浚之命转向东海王越阵容，成为北方坞壁抗胡的一支重要力量。王浚为石勒所破后，鲜卑段部的段匹�悖�“遣书要〔邵〕续俱归元帝，续从之。”石勒攻邵续，段匹�憔戎�，“〔石〕勒素畏鲜卑”，乃撤兵东走。同卷《李矩传》，李矩屯荥阳，刘琨遣人率鲜卑五百骑过李矩营，与匈奴刘曜军队对阵。“屠各（案为匈奴之一种）旧畏鲜卑”，望见鲜卑兵，不战而走。邵、李两传所记石勒及屠各均畏鲜卑，此二事《通鉴》均系于建兴二年（314年），可知鲜卑（主要是鲜卑段部）是洛阳陷后北方抑制刘、石的重要力量，因而也是江左结盟的主要对手。

    司马睿登基，领衔劝进者主要都是在北方抗拒刘、石的人物，如刘琨、段匹�恪⑸坌�、慕容廆等，这些人中的多数，过去都与司马越有过联系。司马睿建立东晋后，继续与这些人所遣过江的代表人物保持比较特殊的关系。刘琨遣赴建康上表的长史温峤，是刘琨的姻亲。太原温氏非第一流门第，温峤本人亦非第一流人物，而温峤于江左又别无功绩。但他过江后即结好于王导、庾亮等人，政治影响很大，名望蒸蒸日上。这除了他本人才能因素以外，同他作为刘琨政治代表的身分亦当有关系。东晋对段匹�阋喔慈缡恰Ａ蹒�为段匹�闼�害，东晋为了修好段氏，不为刘琨发哀，温峤上疏理之，始获允准。段匹�阌械苊�段实（段秃）者，在建康为将军。元帝之初，鲜卑段末波也曾通使于江左。邵续遣至建康的代表是刘胤。邵续之婿刘遐亦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