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把孩子从老家接到广州来上学、又不让老婆出外打工的原因：“孩子小，我老婆不上班，在家接送孩子上学，尽管上的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教育质量还是要比农村老家好，如果这孩子有出息，将来我们就供他上大学。”

    我们坐了一会儿，“张生”便建议：我们到他妹妹一家开的餐馆坐坐：“现在正是司机交接班的时间，许多下班的司机都会去餐馆喝酒吃饭。”

    “我们家算是老北京吧，家住城里宣武区。我开出租已经二十多年了。北京老一代的出租车司机，基本上都转行了，像我这样现在还在开出租的，已经寥寥无几了。我是没出息，不是没试过别的，也开过餐馆，赚了点儿钱，都被我赌掉了。没办法，餐馆开不下去了，重操旧业吧。什么？哦，如今我不赌啦，轻车熟路，就开着出租，挣点儿吃饭钱吧。八十年代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职业，许多女大学生都想着方儿、变着法儿，想嫁给我们呢。嗨，时代不同喽，现在的‘的哥’，就一‘现代板儿爷’！你问为什么？嗨，现在出租车公司收的份儿钱太高！像我一天开十二个小时的车，前八个小时都是白给公司干的，后面四个小时才是真正为自己干的。所以说，今天的北京，的哥这一行基本上都被郊区农民包下来了，钱再少，也比他们在农村刨地强啊！要不是上面控制，北京出租车这一行，也像广州一样，被外地农民接管了……”

    其实，进城农民并不都是建筑工地的苦力、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捡破烂收废品的拾荒者，也有出租车司机、小商小贩、甚至自行创业并把企业做得很大的企业家。他们大概是进城农民中的中、上层，或曰“成功者”。但“成功者”也自有其辛酸、苦衷与烦恼。

    就拿出租车司机这一行来说吧。如今，中国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大多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与那些流水线上的打工仔相比，“的哥”收入相对高一些，开车时又没有老板、工头监管，也许在进城农民中还算是个中层，但这一行也有这一行的辛苦：“份儿钱”过高、工作时间过长，究其实，不过是把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接过来罢了。

    去餐馆的路上，“张生”告诉我，他们家中姊妹三人全部都在广州打工，家中就剩父母了。村里其他人家大多也是这样，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年人和小孩子。地里农活不多时，就靠家里老人打理打理，农忙时，他们便寄钱回家，雇人或雇机器来做。

    这个“城中村”真可谓地地道道的“河南村”，就连街面店铺也冠以“河南杂货店”、“河南小卖铺”、“河南肉店”等名称，给人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错乱感。我们来到了“张生”的妹妹和妹夫合开的夫妻饭馆——“河南饭馆”。说是饭馆，其实就是一间平房，四、五套简陋的桌椅，平房的两面墙换上了可以活动关启的铁皮门，毫无遮拦地大开着，由于天气炎热，也由于两面临街，苍蝇懒散地在油腻桌子上摆放的酱油瓶和醋罐之间盘旋着，顾客清一色地都是操河南周口口音的司机，喝着商标剥落的瓶装啤酒，吐着劣质烟草燃出的烟圈……

    我和“张生”坐在了几个抽烟喝酒的司机的对面。“张生”没有介绍我，他们则诧异地望了我一眼，没说话，继续吐着烟圈。我知道，是我的模样、神态和穿着惹来了他们异样的目光。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荒诞感，甚至对我此行的目的产生了怀疑：作为一直在城市里长大的读书人，我真的能够了解这些农民“的哥”的所思所想吗？

    一辆桑塔纳缓缓驶近“河南饭馆”，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一位头发灰白、身材高大、但略微驼背的男子，坐在了我的旁边。“张生”给我们做了介绍，告诉我他是这里年龄最大的司机，今年已有六十多岁，大家都管他叫老周。听说我是记者，老周表情淡然，并没有与我握手，只是递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