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还要短暂。至于中国农民为何由相对富裕转为相对贫穷、乡镇企业为何由相对繁荣转为相对衰落，海内外已经有大量的分析，不需要我再赘述。

    大概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兴起了当时被官方称为“盲流”的民工潮。本书便是描述和解读中国民工潮及其带动的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尝试。

    这场被后来的学者称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是追求更好生活的中国农民自下而上推动起来的，它使中国的城市人口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净增四亿。但究其实，它不过是中国北方农民“走西口”、“闯关东”、中国南方农民“下南洋”、“漂美洲”的延续，是我的战友李明、我的同学赵启祥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们那样的农民子弟梦想和拼搏的延续。

    20年前，我从事新闻工作一年后，曾有一次机会去洛阳采访，我专门去拜访了老战友李明。那时，李明仍然在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工厂工作，在保卫科做一个普通的科员；那时，他刚在洛阳结了婚，成了家，厂里给这对儿新婚夫妇在工厂宿舍楼中分了一间房，房间面积虽然不大，但他很满足：他告诉我说，我们当时在教导队一块儿集训的战友，因为赶上中国军队干部培养制度改革而无法直接提干，绝大部分人都复员回乡务农了，像他这样能够进工厂的农村复员兵寥寥无几。

    李明还像当兵时那样，工作之余爱好打打篮球；与穿军装时唯一不同的是，他在工厂宿舍楼背后的乱草中开辟出了一块儿菜地，种上了萝卜和大白菜，用他的说法，“省点儿买菜钱。”

    “你这么喜欢种地，为什么复员后不回农村？”我开玩笑地问。

    他的回答没头没脑：“真要让我回农村，我倒没有那个闲心种地了。”

    我一直在琢磨李明这句话的确切含义，琢磨了20年。

    一直到我这次去中国采访了众多的农民工和农民工出身的企业家，一直到我就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疑问走访了众多中国一流的学者、专家，一直到我与平素鲜言寡语的父亲有了那番交谈，从而第一次知道了我父亲的身世和我祖父的经历，我才觉得，我大概搞懂了20年前李明说的那句话。

    我写这篇文字之时，除了上述的20年，也是新中国建国58周年，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启动近30年。此刻，英国伦敦秋风袭屋，阴雨击窗，我在地球的另一端伏案疾书，再次把我的真诚感谢，赠给这次中国之行中曾经接受过我采访或为我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把我内心的深切祝福，献给那些闯进城市追求更好生活的中国农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