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提拔军官，而从军校中培养军官，军校则与地方普通院校一样，面向社会招生，通过文化考试录取学员。这样，那些本来就升学无望的农家子弟，试图通过当兵跳出农门的路也被堵住了。失望之极，李明决定复员。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李明给我的来信中所流露的那种灰色的情绪。

    那时中国的企业还时兴“顶替制度”。李明复员后，他父亲不想让家中最后一个孩子也困守土地，所以决定提前退休，让儿子进厂“顶替”。这样，李明父亲以自己提前回乡作为代价，让小儿子实现了进城当工人、户口农转非的梦想。

    1980年，我也复员，并在同年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中，也包括几个来自农村的学生，他们学习最刻苦，待人最诚恳，成绩也最优异。但也有一个人例外。他叫赵启祥（化名），来自安徽农村。小赵性格孤僻，很少和人打交道，大学期间，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每次上课，他都躲在一个角落睡觉，虽然考试科科都及格，但成绩平平。最有趣的是，考试前的复习课，老师特意强调不记考勤，学生可来可不来，但每次小赵都来，但依然躲在角落睡觉。同学们戏谑地说，小赵需要老师那种催眠式的讲课声，才能睡得着觉。

    他上课睡觉时，偶尔会发出浅浅的呼噜声，坐在他附近的同学可能会相互会心一笑，但不会报告老师。但有一次，他的鼾声可能过响，终于被老师听到，老师走到他面前，喊了他几声，他才醒了过来，在同学的一片笑声中，他揉了揉眼，仿佛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此后，他上课时依然故我，继续躲在教室角落睡觉，但大概因为明显改善了睡觉时的呼吸方式吧，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鼾声。

    后来，我们发现，小赵绝对不是那种混日子的人。他白天上课时睡觉，但他晚上一宿不睡，自修更高深的课程，自读许多课外书，更重要的是，苦修英文。毕业时，别人都忙着活动管分配的辅导员，力争分到一份好工作，但他却凭着夜晚自修的专业课知识和英语能力，考上了北京一所名校的硕士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后不久，他又以很好的专业成绩和很高的托福分数，被加拿大一所著名法学院的研究生院录取，并赋予全额奖学金。

    小赵是我们同学中第一个考取研究生、第一个出国留学、并第一个在海外定居的人。后来我们同学聚会时谈起他，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小赵是我们班里最有野心、最有远见、但也最会伪装的人，他的野心和远见都伪装在白天上课时偶尔发出的呼噜声中了……

    八十年代中期，当我在北京《中国青年报》工作时，正好赶上中国农村改革不断出新、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的时刻，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乡下人比城里人富、农民比市民“牛”的时期。

    就在那个奇特的“城乡倒挂”期，有一次，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农民，因经营鱼虾养殖业赚了钱，受到当地政府无理刁难，一气之下，开着自家的面包车，从山东胶东的牟平县，一直开到北京告状，他的举动打动了诸多中央级传媒的记者，于是，一批京城记者，其中也包括我，坐着这位山东农民的面包车，又浩浩荡荡地开回了山东牟平。

    我还记得，我们在山东牟平采访时，为当地农民的富裕、自信、牛气深深震撼，我根本不敢相信，这就是我儿时见过的贫穷衰败的胶东老家！这位与地方政府打官司的农民，仅仅靠养殖业和副业，就盖了在我们这些京城记者看来属于“富丽堂皇级”的小楼，买了当时城里人根本不敢想象的数辆汽车，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富裕程度，在当时胶东那一带的农村中，根本排不上号，因为真正富裕的，还要数那些经营乡镇企业的农民企业家。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这一罕见的“城乡倒挂”期，比当时媒体上吵得纷纷扬扬的“脑体倒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