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5月23日似乎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不知为什么，我很早就醒了。

    我的日记这么写着：

    “早晨六点多，睡不着，起床，步出位于北京朝阳区的酒店，漫无目标地闲逛。

    “玻璃幕墙式写字楼之间，一条待拆迁的小胡同。如同郁郁葱葱的森林中，一棵被雷击中的枯树。胡同入口处贴着‘呼家楼街道办事处’和‘呼家楼派出所’的联合‘告知’：‘该地区已被列为治安混乱区……’，胡同出口处高悬一面条幅：‘坚决打击一切违法经营犯罪活动’。但叫卖蔬菜水果的小商贩，却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密密麻麻地生长在朽木上。他们都操外地口音。他们的肤色、穿着、举止，与上班前买菜的北京市民之间的反差，就像蘑菇的白色与森林的绿色之间的反差。

    “一位‘老北京’告诉我：这片待拆迁的大杂院已经没有多少本地居民了，他们把自己的平房租给了来自安徽、河南农村的菜贩……”

    2007年5月，将近一个月，我在中国南北各地采访，为一套名为“中国城市化”的系列报道搜集素材，以下是我的采访日记中的一些片断纪录——

    海南三亚市。

    各大酒店之外。一有客人走出酒店，散落在酒店外街头各处的三轮车便迅速汇拢，涌向客人：“去海滨转转吧，才一块钱！”“一块钱，拉你去吃海鲜！”南腔北调，但肯定没有标准的普通话，肯定没有地道的海南话。

    “三亚基本上被外地人包下来了：外地游客和外地打工者。”一位辽宁籍的出租车司机对我说。

    “那三亚本地人都哪里去了呢？”我问。

    这位司机笑着说：“他们都在广州、深圳打工呢……”

    广州新白云机场。

    出租车司机把我的行李放到汽车后备箱。“里面放了什么？这么重！”他甩了甩胳膊。

    我曾经在河南住过几年，熟悉他的口音。“你是河南人吧？”我问。

    “不错，我是从周口农村出来的，”他爽快地承认。

    我们聊了一路。他如此向我介绍广州“的士行业”的“路线路”：“广州本地人开出租的不多了，来自湖南攸县的司机最多，其次是我们河南周口的，剩下的，是广东省其它地区的农民，像湛江、汕头……”

    东莞东城区—凤岗镇的长途汽车上。

    满车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女，南腔北调，但好像没有东莞本地口音。

    与邻座女孩聊起来，她在凤岗镇打工。五一黄金周，她回了一趟四川农村老家，看望父母，现在坐车赶回凤岗，明天一早就要上班。

    沿途经过许多镇，都是东莞辖镇，工厂遍布，酒店林立，商业街喧嚣缤纷，比中国北方某些中小城市还热闹。不断有人下车。邻座女孩说，下车的人中，也有她的同乡，都是从老家赶回工厂上班的。

    难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加工基地”？

    深圳福田区。

    真没想到，在这个年龄不到30岁的摩登城市中，还有这么一块“都市中的村庄”，而且就在离我酒店几步之遥的地方。街道狭窄，似乎只能容下两个人并排通过，但街道两旁的店铺生意极旺，店铺之上，此楼住户与彼楼住户的主妇们，完全可以打开窗户聊天，再顺便送给对方一瓶辣酱、一把葱……

    于是，白天采访之余，这座城中村便成了我晚上吃夜宵、散步、聊天的好去处。有趣的是，这里的住户都是外地来深圳打工的农民工，因为租金便宜；房东则是本地的前农民，但早已变成完全靠房租为生的食利市民，他们都在“村”头的游艺室里喝茶、搓麻将呢。

    据说，这里原来确实是农村，真正的农村，当深圳城区扩展的隆隆脚步迈到这里时，却被索价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