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党和人民中的一些健康力量就开始同某些“左”倾错误以及林彪、江青一伙的极端作法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有限的斗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斗争均遭失利，造成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灾难被迅速推向全国。1971年秋，即“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的第五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事件，随之引起中国国内政局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给正处于极度困难条件下的斗争带来了重大影响，成为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历史契机。

    （一）人民的反思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给党和人民以极大的震动。作为这种震动的直接表现，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系列变化。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人们通过党中央下发的大量材料证据，逐步认清了林彪这个两面派、阴谋家的本来面目，对其策动武装政变、谋杀毛泽东主席的罪行激起了强烈义愤；同时，人们更痛感历史给予的无情嘲讽和莫大羞辱。突来的林彪事件成为许多人认识上的一个转折点，尔后人们更信服的是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所盛行的口号式的说教。

    林彪自我爆炸的严酷事实，打破了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固有观念，人们不能不开始对毛泽东的绝对正确、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疑虑。“文化大革命”——这件“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实际上已开始发生从未有过的动摇。

    党中央统一领导的批林整风运动，对于揭批林彪一伙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这场批判运动回避了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错误，因此不能正确解释过去的历史和回答人们头脑中的大量的疑问。尤其是宣传中一再将粉碎林彪集团归结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而掩盖了这一集团及其煽动的极左思潮正是“文化大革命”产物的事实。这种结论与事实的尖锐对立，造成人们现实思想和行动中许多难以解脱的矛盾。力求正确解答这些矛盾的不断思索，促使已开始变化了的人们的认识又进一步发展、深化。

    （二）毛泽东的松动

    林彪事件的发生，也为毛泽东本人所始料不及。“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林彪的一些极端言论和做法不满意（如对林进行过某些含蓄的批评）是事实，但他重用林彪一伙也是事实。由此，毛泽东不能不重新考虑过去因信任林彪而采取的一些作法是否正确，进而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某些政策进行有限的调整。

    “九·一三”事件之前，即在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即开始揭露和批判陈伯达，并由此入手，批评林彪一伙的错误。随后，毛泽东又表示对个人崇拜“讨嫌”，对“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存在的讲假话和虐待“俘虏”的情况表示“不满意”，表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已有所认识，出现松动的“前兆”。林彪事件后，从1971年10月起至翌年初，毛泽东在一系列言论中集中批判了林彪，同时肯定了受到林彪一伙打击、迫害的老同志。

    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批判了林彪搞的形式主义和选拔干部的所谓“三条标准”，实际上是否定了林彪自1960年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所搞的“突出政治”的一套作法，而这些作法，过去毛泽东本人也曾加以肯定过。之后，毛又对林彪鼓吹和“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紧跟”等提法表示异议。同年11月14日，毛泽东又亲自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认为“二月逆流”的性质是老同志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1972年1月初，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叶剑英的谈话中进一步否定了所谓“二月逆流”，并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这样，毛泽东不仅在内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