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而且也在公开场合表明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错误的纠正。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短短几个月里所作出的这些“松动”，实际上也是在非正式地回答因林彪事件而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种种疑问。但需要指出的是，如同1958年冬至1959年春纠正“大跃进”中的某些具体错误、但未从根本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一样，毛泽东虽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但他并未真正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坚信“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反修防修这样一场“大革命”的必要性。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还是毛泽东关于“二月逆流”的解释。在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性质的判断上，他只讲老同志们向林彪一伙斗争的一面，而只字未提老同志们同时向江青、张春桥等人斗争的事实，实际上是绕过了这场斗争抗拒“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质。关于这一事件，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九大曾将其定性为“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替已经被打倒的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因此，如果真正为“二月逆流”平反，即肯定这场斗争的正确性，那就同样需要由党的正式会议作出决议，推翻过去的错误结论。可惜的是，毛泽东当时不可能这样去认识，直到他去世之前，党中央始终未作出任何决议为所谓“二月逆流”正式平反。

    历史发展表明，毛泽东这种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即所谓“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认识，给党和人民后来的斗争带来了极为重要的难以遏止的消极影响。

    （三）江青集团的“退却”

    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江青、林彪两个集团就开始勾结。“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这两个集团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乱中又都分别加强了各自的势力，并开始着手实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同一目标。也正是如此，在它们之间除有互相勾结、利用的一面外，也必然存在矛盾和斗争的另一面。

    林彪一伙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一个直接的威胁，其势力必然借机得到加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随后开展的对林彪的批判，又造成了对江青集团的新的威胁。为此，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尽管这场运动回避了“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错误），江青一伙一扫昔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威风，开始悄悄“退却”了。这是因为，江青一伙无法抹去它与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利用的大量事实，更无法从理论上区别它与林彪一伙“何其相似”的极左面目和一贯手法。特别是这两个集团的共同本质，使得它们都必然将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和人民对于林彪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罪行的批判越深入，江青一伙的反动面目也就随之暴露得越清楚。

    人们看到，这个靠煽风点火、大造反革命舆论起家的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在林彪事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忽然变得极少出头露面，更不见一篇像“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所谓“黑帮”、“黑线”的气势汹汹的大块文章。这个集团的头面人物江青，还在“九·一三”后的一些场合里极力表白她同林彪的“斗争”，把自己扮作林彪一伙的受害者和反林的“功臣”。江青集团的这些异乎寻常的表现，除暴露出他们与林彪集团有着共同的反动本质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林彪事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冲击。

    （四）周恩来身负重任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他既要在总体上维护并表示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端作法，努力减少“左”的错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