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考虑应把各种红卫兵组织起来，以便创造给他们做工作的机会和条件。

    8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北京新市委决定成立“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地点设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由市委书记雍文涛主持总站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在联络总站设有办公室，周恩来委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总负责，以了解、沟通情况，及时发现各种问题。

    26日，周恩来前往出席“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大会，他对来自500多所大、中学校的1000多名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关心你们，党和国家有责任帮助你们，应该为你们创造条件，让你们组织起来，有事好和你们商量。比如给马路改名字，这很容易，但要调查，要商量个好办法。还有些事牵扯国家制度，比如取消定息问题，就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审批。通过联络站，就可以把你们的意见收集起来，哪些是马上办的，哪些是以后办的，商量好了再送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总之，成立这个联络总站，一是要支持、帮助你们，二是要爱护、保护你们，三是有事情好找你们商量。

    两天之后，周恩来通过联络渠道得知，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倡议，把苏联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反修路”，并于29日召开20万人命名大会，会后还将举行大规模庆祝游行。为避免发生涉外纠纷，周恩来在28日夜里召集紧急会议，他耐心地向红卫兵说明：我们进行反修斗争，是靠文斗不是武斗。如果按你们的精神，把反修的大字报贴到大使馆去，就要闯进大使馆，就有可能把文斗变成武斗。我们今天和苏联还有国家的关系、外交的关系，我们应该遵守这个关系，就如同他们在莫斯科尊重我们的大使馆一样。因此，你们可以在他们的门口搞示威，但要有个界限，不能闯入大使馆里去。经过反复做工作，大会组织者终于表示同意按周恩来提出的意见办。从29日起，群众游行持续了两天，共达40万人次，没有发生任何破坏性事情。

    在与红卫兵的沟通过程中，周恩来不仅向红卫兵讲述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有时还要给红卫兵介绍一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常识，以劝说他们收回或改变违反科学认识和正常行为规范的主张和“倡议”。例如，为了向坚持要把交通信号改作“绿灯停、红灯行”的红卫兵解释清楚此举行不通的道理，周恩来先从司机等专业人员那里了解情况，然后再作说服工作。他由光线的透射力谈起，进而说到国际间的通行惯例，等于给学生们补上了一堂光学物理课。再如，为了纠正某些学生组织提出的“消灭伊斯兰教”这种极端错误的口号，周恩来在调查掌握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以全中国有几千万、全世界有几亿伊斯兰教徒的基本事实为出发点，耐心向红卫兵讲述宗教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等等，说明现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必要性、长期性。一次，周恩来打电话紧急处理发生在北部边境城市海拉尔的一起涉外事件时，甚至不得不亲自向冲到国际列车上“革命”的红卫兵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给外国人开车”的理由。……

    就这样，身为泱泱大国的总理，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卫兵打交道、做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讲，从这时起，他的基本工作已放在了红卫兵方面。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对祖国后代始终抱着发自内心地关心、爱护和极端负责的态度。他利用和红卫兵谈话的机会，多次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家庭、个人经历、工作经验教训等情况，以切身体会来启示告诫青少年们：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年轻人犯错误是难免的，粉饰和掩盖错误是不对的，要勇于正视它、改正它。他在各种场合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然而，周恩来的苦口婆心却收效甚微。“破四旧”浪潮非但没有受到遏制，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