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演愈烈。这一时期，最使周恩来感到不安的，还是“破四旧”中发生的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和各类知名人士进行的侮辱、打骂、抄家等行为。他多次向红卫兵强调要学好用好《十六条》，其用意之一就是希望他们有所遵循，有所节制，严格遵守“要文斗，不要武斗”这起码的一条规定。但是，涉世不深、缺乏政策法律观念的青少年们已为狂热的“革命”激情所支配，“造反有理”、“无法无天”几乎成了他们高于一切的信条和准则。

    8月29日夜，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一群红卫兵闯入了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肆意进行查抄。事后，章士钊立即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的无理行径，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次日，毛泽东在来信上批：“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接到批件，马上采取措施，对章宅实行保护，并将章本人秘密转移到301医院。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亲自写下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十几位高级民主人士，以及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所属各部委、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负责人。这份《名单》虽然只有几十个字，却包含了几百名保护对象。可以说，周恩来几乎对《名单》上的每个人都费了一番心思，以寻求最稳妥的保护方法。

    《名单》中的第一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宋庆龄。她不仅是国内外享有名望的民主人士，还是几十年来同中国共产党患难与共的挚友。建国后，宋庆龄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上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感到宋长住上海不安全，便劝说她来京定居，并指示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各项工作，由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当地派出所三方面协同警卫。“破四旧”当中，果然如周恩来所料，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受到冲击，就连万安公墓内她父母的墓地也遭到红卫兵的破坏。此外，在南京，有人提出要推倒孙中山的铜像；在北京街头，则出现了攻击宋庆龄的大字报，还有人扬言要冲入宋庆龄在北京后海的住地。为了阻止事态的继续发展，周恩来亲自出面教育对于历史知之甚少的红卫兵：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国外，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

    在周恩来的全力保护下，宋庆龄及其住宅免遭噩运，她父母在上海的墓地也得以修复。11月12日，周恩来冲破江青等人的阻挠，亲自在北京主持大会，隆重纪念孙中山一百周年诞辰。同时，他还批准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孙中山选集》和新编辑的并由他本人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

    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里，周恩来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他所能保护的党内外干部。他以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许多人过关，使他们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得到安全。这一时期，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还有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等民族宗教界人士和一些著名学者、艺术家、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