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首都北京发生了一件影响全国、震动世界的大事：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的几万名“红卫兵”，并与首都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他不久前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之后，进一步明确表示他对红卫兵的支持。8月18日这一天，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发端。

    北京“八·一八”大会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组织几乎一夜之间就遍布了城镇乡村。这些以“红五类”出身为主体的青少年们，抱着“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红色政权”的神圣使命和真诚愿望，不再停留在学校里搞运动，而是冲出校园，走上街头，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引入社会，推向全国。

    从8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巷里，都出现了一队队“破旧立新”的红卫兵。他们先从人们的衣着穿戴和“陈规陋习”实行“革命”，继而开始扫荡所谓“封、资、修”的各种名称字号：在北京，红卫兵倡议把东西长安街改名“东方红大道”，并砸烂“全聚德”招牌，捣毁“荣宝斋”“黑店”；在上海，红卫兵冲上南京路，拉倒“大世界”；在天津，红卫兵“革新”滨江道，更名“劝业场”……。由于舆论宣传的鼓动，短短几天内，“破四旧”的风潮便席卷中国大地。

    然而，无政府主义的恶果却与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相伴而来：多处名胜古迹被捣毁破坏，祖国千百年的文化遗产被洗劫废弃；肆意冲、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住宅，没收、毁坏私人财物的情况比比皆是；对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乃至基层领导干部、普通教师实行人格侮辱、打骂、关押的行为更随处可见。更严重的是，一些红卫兵还把“破四旧”的目标对准宋庆龄、郭沫若等国内外享有名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老舍、傅雷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因不堪受辱而选择了绝路，许多“黑五类”人员或被打致死，或强迫遣送回乡。……

    周恩来极为关注北京和各地“红卫兵运动”的进展情况。对红卫兵“破旧立新”的一些举动和倡议，他并没有表现出由衷的热情。一次，当他得知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关村被改名“革命村”时，不以为然地说：“还是先叫中关村好，不然会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地方，我就不知道‘革命村’是哪里嘛！”而对于举世闻名的国家重点文物古迹，他则尽力去设法保护。就在“八·一八”接见大会后的当晚，他在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了“立即关闭故宫”的决定，并部署北京卫戍部队前往守护，使得这座数百年历史的皇家宫殿在“红卫兵运动”中得以保存。杭州灵隐寺也是依靠同样的方式得以保存。后来，周恩来告诉红卫兵：“破四旧”是个长期任务，中国的封建统治时间那么长，封建传统那么浓厚，习惯势力那么大，要一下子解决问题是不行的。

    名目繁多的改名、命名活动直到国庆节前还不断出现。9月下旬，周恩来接到北京市委办公厅报告：北京34所中学红卫兵和外地学生组织起一个“东方红筹委会”，拟将北京市改为“东方红”，9月27日召开命名大会；同时把天安门前的华表和石狮子搬走，另树立毛泽东铜像和英雄人物塑像等。周恩来26日在报告上批示：“请以电话告市委办公厅和周（荣鑫）秘书长，通过联络总站，告以这是国家大事，国际观瞻所系，他们可以关心，可以倡议，但不能由他们决定、命名。否则命名无效，岂不损失信誉？”

    红卫兵运动时期，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让周恩来意想不到的事情，尤其是“破四旧”当中出现的那些影响面大，涉及党和国家政策、法律、制度方面的问题。为此，周恩来认为有必要就这些问题当面向红卫兵加以劝说和引导。

    鉴于红卫兵活动大都具有自发性、随意性的特点，周恩来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