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政治部之外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并支持郭沫若出任主任，使之成为进步文化人活动的中心；等等，都是同张闻天写的这个党内指示的精神有关或一致的，其中有些事情，张闻天也是与闻其事的。此后，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进步文艺运动从沉寂中昂奋起来，相继出现了“雾季戏剧”的高潮和讽刺作品的兴盛，这同文件的正确指导也不无关系。

    《发展文化运动》同时提出在根据地推行文化运动也都应该采取“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而不应由共产党员包办”的方针。同年10月，张闻天又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说明党对文化人应取的正确态度，具体地规定了做好文化人与文化团体工作的原则。张闻天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此件以《正确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以下除单独注明者外，均引自《张闻天选集》。在对文化人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后，应该采取正确的政策，其要点是：

    第一，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使文艺工作者到民众中去锻炼，在民众中活动。张闻天：《支持长期抗战的几个问题》，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1页。

    第二，采取一切方法发表文化人的作品。因为“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于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而文化人的作品，“就是他们对于革命事业的最大贡献”，“发表他们的作品也即是推广文化运动的最主要的方式”。

    第三，保证文化人充分的写作自由。“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的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与方向外，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那种“给文艺作家规定具体题目、规定政治内容、限时限刻交卷的办法”，“是完全要不得的”。

    第四，正确开展对作品的批评。张闻天指出，“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

    第五，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文化人进步，“使他们接近大众，接近现实，接近共产党，尊重革命秩序，服从革命纪律”。共产党人、文化统一战线工作者，应该“善于尊重共同工作的文化人，其人格、其事业、其创作与意见”，应有“足够的气量”，“求大同而弃小异”，同文化人共同工作，共同生活。张闻天还特意指明，“对于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过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适当的”。

    张闻天在文件中提出的这些指导意见，正确阐明了党与文化人的关系，是切合实际的文化政策和文艺政策。从实践来看，周恩来、张闻天、陈毅等领导同志都是这样做的；从革命圣地延安，到东海之滨盐城，各抗日根据地也都是这样做的。无论对抗日根据地、还是对国统区，在广泛团结文化人（包括文艺工作者），推动文化运动的发展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文化团体的工作，张闻天吸取20世纪30年代“左联”、“社联”存在的“第二党式”的缺陷的教训，对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下的文化团体的组织、任务、作风等方面作了相当具体的、切合文化工作实际的规定。

    他认为，文化团体主要应该是专业团体，“各种不同类的文化人（如小说家、戏剧家、音乐家、哲学家等），可以组织各种不同类的文化团体，如文学研究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新哲学研究会等”。当然，这些团体也可以联合起来，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之类的联合团体。在团体成员的吸收上，“不在数量之多，而在质量之好”。关于文化团体的任务，文件规定“一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