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无直接关系。”这是就参加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人员与他们从事的工作来说的。就思想上来说，张闻天认为：“文化统一战线是思想上的统一战线。因此，凡各文化人对于当前某个政治问题或某个文化问题有共同思想上的一致，即可联合起来。”这是十分广泛的。再从内容来说，文化统一战线并不要求全部做到新文化内容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点要求，而“只要对于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阐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政策是最广泛地团结除汉奸文人以外一切文化人的政策。为了实现广泛性，张闻天还提出了多样性的主张。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文化人之间，除以抗日不抗日作为团结的分界线外，还可以在关于文化的各种方面与各种问题上进行统一战线。”他具体地说明了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层次的文化统一战线。在强调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广泛性、多样性的同时，张闻天又指出了它还有斗争性的一面，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锋的与指导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求得更充实的与坚强的统一。同时，他还提出将抗日根据地建设成文化根据地的任务，要求“在全国新文化运动中能够起先锋与模范作用”。

    对于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和工作方式上的特点与原则，张闻天也作了重要的提示。他指出：“统一战线的组织，不应有很严密的集中的组织生活”，“要避免规定许多规则，条例去限制他们的文化活动”；“应保证统一战线内的文化工作者有发表、辩论、创作与生活的充分民主与自由”，“应经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各种争论。应当提倡自由辩论与讨论的风气”；“关心他们创作的命运这是发展与巩固文化统一战线的最重要的方法”；要在尊重、帮助、同情文化人的方针下，“引导”他们“接触实际的斗争，了解当前的政治问题，接近与深入大众，向大众学习”，来纠正缺点，克服弱点，经过实际锻炼，“使他们具有鲁迅一样坚定、明确、切实、勇敢及为解放大众而奋斗到底的优良的品质”。

    根据抗日文化运动发展的情况，张闻天进行了及时的指导。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与思想统制随之加剧，一段时间里，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包括抗战文艺运动）出现了一个相对沉寂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发展文化运动》的党内指示。这个指示于1940年9月10日发布。

    《发展文化运动》强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指示国统区的党组织，“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并就如何推广与深入这个运动加以切实的研究。这个文件规定了国统区文化运动的方针与策略，指出：“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并提出“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动员群众，推进运动。这一方针与策略，是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统制提出的积极的对策，确实对抗日文化运动和抗战文艺运动起了推进作用。有一系列重要事件发生在文件下达之后。如：9月下旬，郭沫若愤然退出政治部第三厅；10月10日，茅盾以非党员身份离延安赴重庆，以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11月，逼使国民党在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