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研究、出版、推广各种文化作品；吸收与培养各方面的文化人材；指导大众的各方面文化活动；联络文化人间的感情与保护他们切身的利益；组织文化人向各地报纸杂志写稿；介绍并递寄他们的作品或译著到全国性大书局出版；向外面的及大后方的文化团体进行经常的联络。”此外，在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方，还可设立“文化俱乐部”一类设施，供文化人集会、娱乐，设“创作之家”一类住所，让他们安静地从事创作。至于文化团体的工作，张闻天反复多次指出：应该倡导民主、自由的作风。他说过，文化的、研究的、考察的团体，都应该“提倡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辩论的生动、活泼、民主的作风”。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第12节。

    总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张闻天在确定党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与有关方针、政策，指导抗日文化运动与抗战文艺运动方面，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他的文化思想在总体上当然没有达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高度，然而应该看到，他的许多思想理论观点，诸如关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与特点的历史概括；关于新文化内容的深刻分析和新文化性质的全面理解；关于文艺工作者与工农群众“融合”、“到民众中去锻炼，在民众中去活动”的主张；对于民族化、大众化的提倡；关于大众化包含提高与通俗化双重任务，既要反对通俗化变为庸俗化，又要防止提高变为脱离群众的主张；关于批判地利用旧形式与外国形式，创造新文化的新形式的意见；对于“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高度评价和对鲁迅精神的发扬；等等，同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与文艺思想精神是完全相通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可以说，在毛泽东文化思想与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张闻天有其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