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更全面。这六项条件随即成为西安与南京双方都同意的谈判基础。谈判结果，这些条件也为蒋与南京来人（宋子文等）“完全承认”，蒋氏最后口头正式承诺的六项条件同中共中央书记处12月21日电中提出的条件基本上是一致的。

    中共中央并决定，派博古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叶剑英等（周恩来已在西安）带着中央最新意见前往西安。博古等于23日到达，住进张学良公馆东楼三层，立即向住在那里的周恩来传达并进行分工，周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工作，博负责党内工作，叶负责军事工作。第二天晚上，周恩来面见蒋介石，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

    “放蒋”后的形势与中共中央的方针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在口头允诺六项条件后恢复自由，张学良不听博古、恩来劝阻，亲自送蒋经洛阳回南京。12月27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释放蒋介石后的形势与方针。他指出：“现在一般地说，结束内战的前途是占了优势。目前是向抗日战争的方向走。但是，我们应估计在这中间一些可能发生的障碍。我们应采取［措施］把中派的动摇最后地结束”，“我们应用一切力量，争取抗日前途的实现”。当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的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

    然而，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改弦易辙的。他回到南京以后，“障碍”果真就发生了。他不让张学良返回西安，导演了一出先“审”、后“赦”、又“管”的怪剧，剥夺了张学良的自由。同时，调集了37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进逼。1937年新年伊始，形势突趋险恶。西北上空战云密布，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危急关头，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一起，为制止内战、维护和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努力。

    1937年1月2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张学良被扣留后的形势与方针。张闻天分析形势，立足全局，提出对策，指出：“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不定期是要争取他。”我们应将“主要火力现着亲日派，要蒋介石实现他自己的话，要与亲日派分离”。张闻天提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发表通电，说明现在情况，反对内战，要求放张学良回来，要求南京出兵援绥”。

    1月5日，张闻天、毛泽东联合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贯彻1月2日会议精神。此电还从文武两手作了具体部署。政治上，“速发拥蒋迎张通电”；军事上，要彭德怀、任弼时“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同时，红一军团以及红十五军团全部立即急行军南下。不数日，红军大部队即出现于西安附近，驰骋于商洛一带，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1月5日这一天，张闻天、毛泽东还联名电令在上海的潘汉年速与宋子文接洽，要宋子文实践诺言，履行周恩来的西安与蒋、宋商定的“停战撤兵”、“初步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联俄并与英美合作”、“西北交张学良处理”等六项条件。1月7日，中共中央给刘少奇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1月8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在火力集中指向亲日派的同时，非常策略地督促与逼迫在奉化“休假”的蒋介石实践诺言，制止内战危机。1月9日，张闻天、毛泽东又复电周、博，指出“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中共方面为维持得来不易的国内和平局面真是不遗余力。

    内战危机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