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更能促进抗日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为捉蒋，南京“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爆发与延长的危险。他又进而分析由此而来的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胜利的前途或失败的前途，说明我们应该“分两手”；一是“反对内站要求和平”，一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他还说：“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致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明了党的策略方针是和平调停，使内站结束。

    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讲话同毛泽东的报告相得益彰，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西安事变的两个前途，张闻天认为：“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关于处理方针，指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

    其二，坚定地主张抗日而不反蒋。张闻天强调：“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他批评：“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可见，他是最早把对蒋处置同抗日全局联系起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坚定不动摇的党中央领导人之一。

    其三，在避免内战扩大、争取全国抗日的策略方面，张闻天发挥了毛泽东报告中“分两手”的思想，提出“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张闻天将我们的“两手”概括为“和平调解”与“防御战”，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其四，对苏联的态度表示看法。西安事变后共产国际16日指示因电码错乱没有译出，重发的电文这时尚未到达（20日到），而苏联报纸从14日起对张、杨横加指责。如何看待苏联舆论成为统一内部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张闻天对此解释说，苏联有难言之隐，“只能这样说”，否则会引起“与南京对立”，同时又毫不含糊地指出，“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并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苏联这一主张。在当时情况下，这样解释最有利于统一内部思想，从这里也可以明白地看到，和平调解的方针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独立作出的决策，决非如长期流行的一种错误说法是所谓屈从于苏联的压力或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示。

    19日会议产生了两个主要文件，一个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一个是党内发布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成为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纲领。从会议记录、文风等方面研究，大致可以判定，“通电”系毛泽东手笔，“指示”为张闻天所写。

    提出六项条件，确定“放蒋”方针

    19日会后，张闻天为争取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特别值得一书的是21日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

    这个电报精辟地分析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我们与西安的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提出初步改组南京政府，讨伐军退出陕甘，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等同蒋介石、陈诚等“开诚谈判”的六项条件，要求在此条件下“成立和平”，“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达到“中国统一，一致对日”。这个电报确定的“放蒋”方针，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一招。电文中提出的条件同17日周恩来、张学良商定的五个条件相比，有所发展，更为具体、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