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预见到我们党的工作也将有一个转变：“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在政权问题上，张闻天明确表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张闻天认为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口号并不坏”，我们的正确策略应该“把抗日为最高旗帜”，“在军事上采取防御，在政治上采取进攻”，“发动群众威逼南京”，以促成“改组南京政府”口号，而不是也不可能“控制南京”以至“打倒南京政府”。至于对蒋介石的处置，张闻天明确主张“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明确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里所说的“妥协派”即“民族妥协派”，是与“亲日派”、“投降派”、“卖国势力”相区别的，当时往往用来指蒋介石嫡系势力，其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这里所说的“南京政府正统”，自然首先包括扣留在西安的蒋委员长其人在内。

    会上，对张闻天提出的策略和方针，常委们相当重视。但这次会后的文电，如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李毅（即张学良）电，14日红军将领致张、杨电，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6日的《红色中华》报，反映出最初几天并未实行张闻天提出的策略、方针，没有离开以“西安为中心”与“审蒋”的设想来处理突出的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逐步形成

    事态的发展与各方态度的明朗，很快就证明按“以西安为中心”和“审蒋”的设想来处理是不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反应强烈而复杂。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亲日派力主“讨伐”张、杨；亲英美派（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为保全蒋，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地方实力派担心引发更大内战，大多数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几乎一致要求恢复蒋的自由。各国态度不一，日本极力挑动中国扩大内战，得悉南京决定“讨伐”，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英美力求维持蒋氏统治，认为可以同共产党合作以对付日本；苏联《真理报》、《消息报》连发评论，指责张、杨，也希望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应张、杨之邀决定派代表前往共商大计。12月17日周恩来等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西安，与张、杨先后会谈，并连续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西安局局势变化，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反应，陈述自己对解决事变的意见。蒋氏被扣以后，事实上对蒋如何处置成了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根据对事变形势的进一步观察，逐步形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此电提出“停止一切内站、一致抗日”、“蒋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等五项条件，申明“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确定和平调停的策略方针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正式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已经过六天。正如张闻天在会上指出的“在六天之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表现得］更充分”。此处及下文所引述的张闻天1936年12月1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同13日的会议不同，它是在党中央领导核心意见一致，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和平调停”的决策后召开的。

    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他着重分析了事变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