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也曾决定随校撤往南方，并已提前运走部分衣物书籍。然而冀中抗日游击战的广泛展开，使父亲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并由此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他每次从外地归来，行踪保密，而且衣服里经常夹带着很多小纸条，上面有一些人的住址及机要事项。有时夜里还悄悄去找人议事，他一再告诫家人严守秘密，不要对外人乱说。母亲问他今后去哪里，他说去南方，从未说过自己要到冀中参加抗日打游击。1938年7月，父亲最后一次从外地归来，交给母亲三百多元，说是安家费用，自此以后，父亲就和家中永远断绝了联系。后来听说叶先生在天津曾将清华大笔经费和个人存贮资助抗日，购买军火弹药运往抗日根据地，并安抚抗日人员家属。想起当时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父亲能留下安家费用，使家庭得到照顾，这在当时抗日艰难条件来说已是尽到最大努力了。

    1945年秋天，日寇投降，有人从南方回来告诉我们说父亲根本就没去南方，而是改道去冀中抗日根据地了，这才使我们迫切地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1946年8月，在已经解放的张家口，才打听到父亲当年的上级就是当时晋察冀军区供给部部长封涌顺同志。通过封部长的介绍我们才知道父亲已于1942年5月8日在冀中“五一”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1946年8月2日在封涌顺同志给当时张家口市市长杨春圃同志的信中写道：“阎裕昌同志于1938年8月参加部队，在冀中军区制药厂工作，功绩卓著。他不幸在1942年被敌俘去，经过严刑拷打、引诱，阎裕昌同志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意志非常坚决，敌人用各种方法未获得半点效果。阎裕昌同志未吐露半点秘密，堪称民族英雄，革命军人的模范。”

    父亲的英勇牺牲，给我家带来了极大的悲痛，同时对父亲的过去更加怀念。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想知道的问题是：父亲是怎样走上抗日道路的？直到最近几年，通过原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熊大缜同志错案昭雪的报道资料，才搞清父亲没去西南联大而挺身投入抗日队伍的详细经过。得知对父亲影响最大的，除本人主观上对日寇的仇恨外，叶先生的教育指引、积极保荐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了。（阎魁恒《叶企孙先生是如何培养我父亲——阎裕昌烈士，并积极支持他走上抗日道路的》，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69-170页）

    林风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学系1935级的研究生。他因酷爱物理学，而和叶企孙先生多有接触。熊大缜去了冀中军区供给部后，天津就成了冀中军区的地下补充线。所谓供给部，大概和今日的后勤部的职能差不多，也就是钱粮筹措、衣被发放、军火制造、武器研制等等，它决定着冀中抗日部队的生存和战斗的质量和能量。在冀中急需高级炸药的时候，叶企孙想起了自己的这个学化工的学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局势混乱，清华大学南迁。我借燕京大学化学系之地继续做毕业论文实验，意欲完成研究生的学习。清华同学钱伟长偶尔来燕京看书，告诉我叶先生仍在天津，住在天津清华同学会。那时日寇侵略节节逼近，国家存亡日益危殆。燕大地下党员陈絜见我一个人仍在实验室里工作，常进来谈些大局形势。1938年放暑假前几天，陈进来告诉我，他很快要离开燕大，拟带我去见一个重要人物，嘱我等他来信，并按他信上说的时间地点前去。过几天我收到他的信说，要我7月初（7月4日或5日）去天津英租信里还再三嘱咐千万不要错过。我按时去到天津清华同学会，并在那里住下了。我白天到，先去见叶企孙先生。叶先生见我来，好像有些兴奋，问我的情况和打算。我向他报告说，我把毕业论文的实验做完了，论文也写完了，已把一份寄给了昆明的导师黄子卿先生，现在在北方已没事，想到昆明去，请教叶先生意见怎样。叶先生说，“昆明可以去，但现在那里是一片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