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克荫同志和社会学系的杜含英同志（即杜若同志）等参加听课。有一次，社会学系的赵承信副教授对我说，听说你要去解放区，我支吾其词未作正面回答。忽然有一天，班威廉找我，说司徒校务长要见我。他同我一起去临湖轩，司徒介绍了由保定来的两位传教士。他们会说中国话，是山东口音。他们说我可以到保定教堂去找他们，随后同阎裕昌商量的结果，决定我干脆装扮成一位牧师，我可以在保定下火车以后，即雇洋车去保定城内的教堂，与这两位传教士坐一会儿，再另雇洋车去保定东关的公理会。在经过保定东门的时候，如日本宪兵查问，就说是由保定教堂去公理会办事，如不信，可以打电话到教堂去问。据说，在保定东关公理会有我们自己的人，能够预先给雇了大车，到了公理会以后赶快坐大车向东跑十几里路，就到了安全地带了。为了做好一切准备，我借了一本《圣经》，学会了背诵祈祷词，并由司徒雷登给办了一份北平市护国寺教堂的牧师证。证上写的是舒xx（现在忘了名字）。我还专到这教堂一次，记住了它的地理位置，并了解了它的历史情况。

    在11月的一天，下着小雪，我穿着藏青色西装，戴着礼帽，怀里揣着《圣经》和牧师证由北平乘火车去保定，按照预定的计划，居然顺利地通过了保定东门日本宪兵的检查，到了东关公理会，远远望见阎裕昌和张瑞清已经等在那里，大家坐上大车就飞快地向东奔跑，记得是当天晚上到达了任丘县的一个乡村，是冀中军区的供给部所在地，见到了供给部部长熊大缜。我当时很奇怪。熊在学校时并不怎样参与学生的进步活动，他又不是共产党员，怎么就一下子担任了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这个重要的职务呢？我这次到游击区肯定是叶先生的主意，但我迄今仍然不清楚是谁叫阎裕昌先生到燕京找我的。当时我并没有细问，也不便于细问，为了抗日救亡，一切也就不去管了。至于为什么班威廉、赵承信也知道这事，为什么司徒雷登也大力帮忙，实在不易理解。现在只知道社会学系有一位外国教授（泰勒尔）曾经去过解放区，住在司徒家里的一位外国人（赛勒尔）也去过解放区。1941年12月发生珍珠港事变，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后，班威廉也去了解放区，并写了《龙爪》一书（英文），介绍解放区情况。1947年班威廉与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相遇时，他曾送我这本书。

    1987年2月26日，沈克琦、孙佶、汪永铨三位同志在《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发表的《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的文章里说，叶先生通过当时设在天津大学的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向根据地推荐输送了一些清华大学学生，其中有熊大缜同志。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才体会到叶先生对于支援冀中军区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而我这次去冀中也是叶先生精心安排的。

    当时我见了熊大缜，受到他的热烈欢迎。他已留了一脸胡子。奇怪的是，他还向供给部王政委介绍我是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同志的同窗好友。他怎么知道我同孙志远同志的关系呢？我到了冀中区后，化名为何普（“普”是代表普罗里塔利亚，指的是无产阶级），穿上了军装。得知军区的政委是王平，司令员是吕正操，政治部主任是孙志远，孙是我在北平师范大学读预科时的同班同学，曾一起参加过一些进步活动。据周围的同志说，熊大缜对工作非常努力，积极负责，很得人心。（葛庭燧《回忆我在青年时期的一段往事》，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23-125页）

    阎裕昌先生的次子阎魁恒谈起其父参加抗日活动的往事时说：

    1937年，日寇铁蹄侵入清华园，父亲身为物理系设备保管人员，为保护国家财产，曾遭受日军毒打，腿部受伤，心中埋下了仇恨日寇的种子。1938年春，叶先生因铁路中断南行受阻，滞留天津处理清华南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