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冀中动员平津大学生张方、李广信等人到技研社工作，后来为了解决铂丝焊接问题，还找到清华物理系手艺超群的实验员去冀中。此外，由于运输制tnt的化学原料较困难，他又动员在燕大借读的清华研究生林风来天津，在租界中秘密制备tnt，并制成条块状与肥皂混在一起运至冀中。技研社有了这批生力军加入，又得到所需的材料，不久就研制成功用电雷管在远处控制起爆的威力强大的地雷，并在9月间在保定南炸翻了敌人一列火车。在这列火车到来之前，敌人先在公路上开过一辆卡车探路，然后又开押道车通过铁路以检查铁轨是否正常。

    这两辆车我们都放过去，而当那列火车开到时，正当车头经过埋地雷的地点时就立即引爆，当即把火车头炸翻了。这个举动直接威胁京汉路的畅通，使敌人十分震惊。从我到冀中至制成遥控地雷炸敌人火车成功，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要是没有叶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眼皮底下向冀中支援这些人员和物资，这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除了这些，叶先生还千方百计为冀中购置医药及无线电通讯器材。他在得知冀中部队作战缺少子弹后，又曾介绍一位制造子弹的人员去冀中工作，并设法把有关制造子弹的图纸偷运给冀中八路军。叶先生和林风在天津租界为抗日工作，冒的风险比在冀中的我们要大得多。有一次林风就被英工部局逮捕。10月份叶先生在日本人要在租界采取行动的风声日紧情况下，奉清华当局要求离开天津到了昆明。在昆明，他继续为冀中募捐召开座谈会，写文章介绍八路军在河北坚持抗战的情况，使大后方人民知道中国有一支人民的队伍在河北腹地与敌人浴血奋战的事实。我是不想提这些往事的，但为了纪念叶先生，我必须说。（汪德熙《叶企孙先生支援冀中抗日》，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96-98页）

    葛庭燧先生在校期间因参加爱国运动而多次受到叶企孙先生的保护，在他患重病时又得到先生的看护。或许因了这样的深厚情谊，在冀中军区供给部技术研究社发展的关键时刻，叶企孙又想到了葛庭燧——

    193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阎裕昌同志忽然来到我的宿舍（我一个人一屋）。我曾与阎裕昌一起养过肺病，所以很熟悉，彼此也比较了解。我问他这一年以来到哪里去了，他说他参加了游击队，叶先生知道这件事，他是奉命而来，要求我利用燕京大学的掩护，为游击队做一些事：1.搞一些关键器材，如雷管和无线电元件；2.查阅一些资料，提供一些科技书刊；3.介绍科技人员去游击区工作。这些要求我当然义不容辞，于是彼此约定了电话联系的办法。他说希望我去游击区看看，了解游击区的情况和要求。当时他只告诉我这个游击区是在保定以东天津以西，并说去的时候有人带路。不久，阎裕昌与清华大学生物系的一位练习生张瑞清同志一起来找我，说张瑞清是带路人。他们来来往往都是装扮成农民和商人，先到保定，然后去保定东关，在十几里路以外就是游击区了。我当时病未痊愈，是地道的白面书生的样子，如果装扮成农民和商人，敌人一下子就会认出来。他又说在保定的东门有日本宪兵把守，有一次一位游击队员进保定城办事，把游击区的通行证塞在帽檐里，被日本宪兵搜了出来，当场就被刺刀捅死了！

    因此，我要通过保定东门这一关是不容易的。阎裕昌暗示让我找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想想办法。我当时担任燕大研究生同学会会刊的总编辑，曾同司徒雷登有联系，但是像这样有生命危险的事，怎能随便告诉人呢？几天以后，我对班威廉说我要请假去办一些事，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他问我是否要去游击区，我以为他是开玩笑。我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很想去的，但是怎样去呢？我并没有对他吐露真情。当时我除了在物理系听课以外，还在哲学系选了一门课，其中有哲学系的葛力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