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也无可奈何。6月25日，吴南轩带着悲凉郁怨的心情离开了北平，行前发表宣言，表示对清华人的极度失望——

    教授治校，原有可采，不过其精义在集中于治学方面，养成纯粹研究学术之精神，不在领导学生干预校政，以为推倒他人之工具，造成“学生治校”、“校长不治校”、“教授不治学”之风气。

    吴南轩走后，南京政府再也不敢随意染指清华。蒋介石似乎正忙于戡乱南方“匪事”，也无暇顾及陡然生变的北国清华。教育部在驱吴风潮平息之后，只是草草传来一纸任命，委派清华教授翁文灏“暂代校务”。翁文灏曾是叶企孙任理学院院长时聘来的地学系教授，当时鉴于校内问题棘手，以忙于南京地质调查所的事务为由，不久就辞去了任命。教育部又急招叶企孙回国，委任他为清华代校长，主持清华校务。

    这是叶企孙第二次任清华代理校长。

    叶企孙再次主持校务，这使他企盼梅贻琦长校的心情又强烈起来。要想有一个好的教书育人环境，群龙无首的局面显然是不行的。尽管南京国民党政府推行党化教育的力度将会逐渐加大，但在某些特殊区域，恪守学人的信念，真正推行学术独立，专家治校的理想图景还是能局部实现的。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迭递辞呈，给教育部施加压力。他在一封电文里说，“校务万端，非企孙所能胜任……企孙从十月起，决不再负兼代校长职务”，给梅贻琦顺利长校创造条件。

    在清华大学教授队伍里，经过几多风雨洗礼和多方比照，大家对叶企孙先生提名梅贻琦长校的意见表现了空前的一致。国学研究院里的吴宓、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法学院的陈岱孙，文学院的冯友兰，哲学系的金岳霖等等，都站出来为梅贻琦说话。有史料显示，在这一时期，李济先生曾向教育部政务次长钱昌照推荐梅贻琦，而时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也深受清华园内部声音的影响，最后决定起用梅贻琦。他在台湾纪念梅贻琦逝世一周年时在文章里写道：“民国二十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正值清华久无正式校长，我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再三考虑，认为月涵最为适当，时月涵正在美国任留美学生监督，我电征其同意后，于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提出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以月涵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我旋即电促月涵从速回国……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却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

    和叶企孙做过的许多事情一样，史料上也未显示过他在梅贻琦长校一事上的丁点印痕。要不是快嘴快舌的吴宓在日记上记述叶企孙曾在五年前就呼吁梅贻琦长校，我们也绝不会把目光聚焦在他的身上。

    他是一个总让历史记不住自己的人。

    事实上，梅贻琦对于长校一事是心存顾虑的。就在叶企孙代理校长期间，他为此事特意给梅贻琦去函做过工作。他在函中为其介绍校中情况，疏解他的顾虑，促请他早日回国就职。在此之前，梅贻琦是坚辞不受的，据他夫人回忆，当他长校的消息传到美国，“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接受这个差事”，说他不是做官的人，最好继续留在美国。梅本人也“一再请辞”，从某种意义上说，叶企孙的支持使梅贻琦获得了信心，成为他决心回国效力清华的一个重要因由。

    尽管是一任代理校长，但也是历史的记录。事实上，梅贻琦是从叶企孙的手中接过清华大学校长的权杖的。

    为了准确无误地把权杖交给一个深得信任的人，叶企孙和他的“少壮派”同人们不遗余力地奋争着，努力着，坚持着，终于达成了目的，取得了胜利。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孑然一身回到清华任职。没有军警保卫，没有军政大员捧场，也没有隆重的仪式，但他却受到了清华师生最热烈的欢迎。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