贻琦果然不负众望。他的长校，使清华大学步入了一个稳固发展的大好时期，从1931年底到1948年冬，17年里，清华大学再也没因校长问题起过波澜。

    梅贻琦贡献颇多。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制度上、体制上巩固和发展了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理念，把南京政府教育当局认为的“土制度”、“非主流”做得合理合法。梅贻琦的诸多名言，都和他的这种尊师重教思想有关。就在就职大会上，他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绝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地留意延揽而已。”对于赞美和颂扬，梅贻琦总表现出他惯常的谦谦君子的风度，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现在给诸位说一个比喻，诸位大概也喜欢看京戏，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决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是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才对这台戏叫好的，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清华校友通讯》，6卷9期，1940年9月）

    刘文典先生是古典文学专家，天性怪僻，高古清正，让他看上眼的人不多。1927年他出任安徽大学校长时，曾“击鼓骂曹”，当面骂过蒋介石，惹得蒋介石让卫士把刘文典抓起来，非要枪毙他。鲁迅曾在《知难行难》一文中说他：“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几天，好容易才交保出来。”章太炎知道自己的弟子刘文典不畏强权，疾恶如仇的文人风骨后，激赞有加，还特意写了一副对联以赠学生。刘文典是一个惜墨如金的人，却对梅贻琦治校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梅校长任职25周年时作文纪念——

    盖闻辟雍有事，粤称师道之尊，庠序宏开，式标教泽之远，是以饮酒养老，亲奉国叟之觞，享燕训恭，独拜大宾之驾。清华大学梅月涵校长，珪璋特达，擢秀南开，利用宾王，升学北美。于是栖心玄理，无弃寸阴，毕究微言，妙穷幽赜，既蜚声于绝域，遂聿归乎宗邦。初开讲席，阐物理之精微，继长上庠，作人伦之师表，负书之士，持经之徒，望仪型而景附，慕芳声而响臻者，若百川之朝宗于海也。教臻三善，化洽四斋，惠泽滂流，高风遐被，朝野钦其文采，中外仰其声施，诚一代之典型，邦家之宗匠者矣。既而遭时屯诐，戎马生郊，倭寇凭凌，中原板荡，虽博士倚席，横舍屡迁，而才秀之士，焕乎俱集，弦诵不辍，著录如市，自非贞固足以干事，明德足以服人，孰能使多士忘犬吠之惊，边境息狼顾之忧若斯也哉。缅维校长，讲学莅事，廿有五稔。百年树人，既四分而有一，六爻系易，亦两贯而兼三。功既伟矣，德莫大焉，不有题名，曷光盛事。同人等俱沾凯泽，咸邑风猷，于是署兹放册，昭宣仰止，庶显令问，播芳蕤于无穷，济济英贤，被熏风于有截。谨序。

    梅贻琦长校的意义还在于在他治下成就了清华大学历史上的黄金期。由于他的职掌，给了他的得力助手叶企孙一个从容不迫实现胸中夙愿的机会。在梅贻琦长校的十七年间，叶企孙数度易职，进进出出，但若回校，总是处在清华大学领导层面的中心位置，梅给了他足够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彼此的馈答和应和。当年，由于叶企孙等的默默支持，使梅贻琦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因此他创造了一个时代；而叶企孙则为时代打造了一个新的中国物理学界。而正是因有他们固守清华传统，清华大学才没有陷入党化教育的旋涡，这艘担负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使命的超级航母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