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先生教育体系中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重质不重量”的思想，这个思想见诸文字的时间是他于1934年6月1日撰写的《物理系概况》，文中写道：“科目之分配，则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每班专修物理学者，其人数务求限制之，使不超过约十四人，其用意在不使青年颓废其光阴于彼所不能学者。此重质不重量之方针，数年来颇著成效……”

    叶企孙先生是个惜字如金的人，在数百字的本系概况中，关于“重质不重量”的阐述竟构成了该文的主体，从立论到实证，相当完整地勾勒出了这一思想的轮廓，简洁而又厚重。我们从这一文本透露的信息中可以判读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重质不重量”大概是叶企孙先生从建系伊始就实行的一种教育思想，并且经过实践证明，已经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乃至理学院的一条成功经验。

    “重质不重量”教育思想的提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世纪的中国，关于如何进行大学教育，还是一片混沌。大学的教育目标是什么，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也大都还在摸索之中。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奏定学堂章程》第一次提出了大学的教育目标，但亦属一个虚拟的大学理想，而非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1929年4月26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颁布，7月26日颁行《大学组织法》，提出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目标。但这些目标的提出，既对当时社会状况缺乏了解，又对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只是生吞活剥式地照搬西方大学教育的理念，一般性地提出口号而已。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如果仅仅是表面地提提政策原则，而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状缺乏宏观认识，对本国科学实况的种种问题缺乏具体认知，对目标的达成缺少方法和步骤，有时提出目标不但难以达成，反倒会对科学与教育造成戕害。

    由于缺乏完整而又正确的办学思路，社会上各样办学理念可谓五花八门。蔡元培与黄炎培根据青年普遍失业的情形，认定社会需要职业教育，于是提出教育内容务必重视职业教育，一切均应养成职业化。而朱家骅则主张模仿苏俄，提倡依国家需要，大学应培养专门人才。陈果夫则更加激进，主张10年内依国家建设计划所需农、工、医等专门人才数目，分别指定各专门以上学校培养训练，而文、法、艺术等学科则10年内不许招生。梅贻琦则认为大学不适合培养专门人才，只适于通才教育，大学4年其志在通，在博，不在深，而从事高深之学术研究者在研究院。

    与他们相比，叶企孙的办学理念是在现实中去实践，在实践中去完成知行结合。与梅贻琦的着眼点一样，叶企孙提出“重质不重量”，他的思想的根须扎根于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政治理想，同时，又审时度势，根据中国国情，作出准确的“战略预案”和“战术判断”，不拘一格育英才。

    培养高科技人才，需要资金投入，需要人力物力，在国势贫弱的情况下，不可能走“普及型”的全民教育，而只能“重质不重量”，培养科技精英，让他们像“火种”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的学生如王淦昌、施士元、周同庆、王竹溪、王大珩、赵九章、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彭桓武等等，无一不是先去高校教学，先实践叶师的教育理念。

    搞社会革命，或许需要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需要打人民战争，需要得道多助，人多势众。但在科学研究领域，它不需要轰轰烈烈，不需要人山人海，它或许只需要小众化，精英化，甚至是单兵作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和民族若拥有一颗像爱因斯坦那样的脑袋就够了。这或许就是科学的奥秘。

    而叶企孙是一个懂得科学奥秘的人，更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

    叶企孙首先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