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这期间，正是清华大学步入正轨蓬勃上升的时候。在《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书中，苏云峰先生评价这个时期的理学院，“在校园西部兴建物学馆、博物馆、气象台及有关特种技术研究，使理学院成为校园中面积最广、建筑最宏伟、设备最精良的部门。生物学馆获洛克菲勒基金会之半数捐助，是此时校园内最大的系馆”。而这个时期的另外两个文、法学院，还一直借图书馆楼下办公，尚没有自己的系馆。1931年后，理学院又“在校西南兴建化学馆、水利馆、机械工程馆、电机工程馆、航空工程馆，改建发电厂，新建男女宿舍4座及教职员新住宅40所”。1934年以后，理学院“58个实验室和研究室，大多安置最优良的仪器设备”。在图书和仪器设备方面在国内可谓首屈一指，无人可与之匹敌。

    陈岱孙先生谈到叶企孙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时说：

    由于我对物理学是一门外汉，企孙先生的学术具体成就我是无从置喙的。我所知道一事是，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建者，同时又是清华大学理学院各系发展的奠基者。他为清华大学在短期内跻身于名大学之林，作出了贡献……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内，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符的大学。在这一突变的过程中，应该说，理学院是走在前列的，而物理学系是这前列中的排头兵。企孙先生，在这一方面作了重要贡献。他，为创建清华的物理学系和理学院，罗致了一批造诣较深的学者，如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萨本铁、李继侗、周培源、赵忠尧、霍秉权、任之恭等人，充实了理学院的师资队伍；为物理系积极筹备、组建了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实验室，配备了各种仪器设备。清华物理系，在抗战前近十多年的时间，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他们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惨淡经营的过程是没什么档案可查的。时间一久，就容易为后人所不了解，或者忘记。（陈岱孙《中国科技发展的开拓者，真诚的爱国者》，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3页）

    用现代人的话来概括叶企孙长院的业绩，那就是，他为清华大学配制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硬件设备，延聘了当时国内超一流的师资力量，又培养了良好的学风。而这些又深深影响着清华大学，奠定了清华大学的基本格局和基本办学理念，自此之后，一脉相承，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