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许多中外数学书籍。叶企孙特批他跟算学本科班的课程学习，一年半时间他就完成了全部课程。另外，他还在这段时间里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为他日后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算学系图书馆工作期间，华罗庚仍然坚持研习数学，又连续在中外数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次，叶企孙发现了他的论文被日本一家学术杂志刊用，欣喜之余，立即找来熊庆来、杨武之等算学系领导们商议，最后决定破格提升华罗庚为教员。

    不仅如此，叶企孙还“打破常规，送华罗庚到英国深造，这才使他接触到世界数学领域的前沿，追踪顶尖的数学大师，跃上世界一流的数学家队伍之中”。（《中国科技的基石》第153页）

    1936年夏日的一天，华罗庚和周培源结伴去欧洲。华罗庚去英国剑桥大学，周培源去休年假。这些均是叶企孙先生的安排，考虑到华罗庚的腿疾，心思细密的叶企孙便让周培源一路护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才分开。至此，华罗庚才真正走向国际数学界的大舞台。

    新中国成立之后，华罗庚可谓名扬四海，许多人只知道华罗庚，不知道熊庆来，或者是只知道熊庆来，不知道叶企孙。而对于华罗庚来说，他没齿难忘叶企孙和熊庆来的提携之恩。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叶企孙和熊庆来，就不会有日后的数学家华罗庚。

    1983年12月，华罗庚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清华校友聚会上以《说旧话》为题，讲了如下一番话，他讲了清华大学的旧事，给大家讲了4个值得他永远怀念的人，他们依次是梅贻琦、叶企孙、熊庆来和梁思成。在谈到叶企孙和熊庆来先生时，他说道：叶企孙是我在清华时理工学院院长，批准我从助理到助教、教员等。不幸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记得有人曾经说，他对清华大学的贡献不少。

    熊庆来对我来讲，当然是知遇之恩，是说不尽的。他对我的影响，至少是这一点，就是他工作到老，工作到死，工作到最后一息。我今年73岁，还能在理论、应用方面坚持工作，这都是他的榜样的作用。本来我应写一篇文章纪念他，结果没时间，写首诗纪念他也未写完。现在声明一下。

    记得熊老70岁生日时，我们组织了一个庆祝大会。庆祝会主要主持人是吴晗，他是北京市副市长，也是我们清华校友。在那次大会上，叶企孙先生告诉我：“老年人怕激动，你今天的责任是让熊老舒舒服服在这里祝寿，不要让他讲话，你替他讲就可。”那次我既代表学生向熊老祝寿，又代表熊老讲话。

    我要讲的太多，是因为这许多老前辈给我的帮助太大。只要我有空，我总去找他们请教。但是我在理论及应用两条战线上工作，经常在外，虽然有心要多去看看他们，但还是不够……

    1984年，此时叶企孙先生已故去多年，但华罗庚先生仍从心底里怀念着这位令他敬仰的老前辈。他在复叶企孙侄女叶铭英的信中说：

    昨夜刚归来，得四月十二日来信，非避复也，远行也。

    道及叶企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而他的千古奇冤我竟不能设法寻根究底，殊难为人。

    他生前对我的赞语，当铭志不忘，但如果公开，又恐有人妄加评论了。

    数学家眼中的世界大都呈现出优美的数学状态，它们是可以计算的，也是有答案的。凡是人类思维照耀到的地方，一切都显示出理性的轮廓。这就是数学的力量，它的表达准确而又生动。但是，身为数学家的华罗庚面对叶企孙这样一位对清华大学对中华民族具有伟大贡献的人，对他日后何以有如此遭际却百思不得其解，且爱莫能助。他不得不把这道难解遗留给后人……

    从1929年到1937年止，叶企孙担任了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