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开明，每一班同学中都有几个人和他不仅思想上能沟通，在生活上也很接近，像1925年进校的物理系第一级学生王淦昌，就和叶老师很接近……”

    钱伟长所说的殷大钧，此时是清华园的中共地下党委书记。后来，他曾担任过共和国元勋董必武的秘书。而何凤元也曾继任清华园地下党委书记，建国后任国家民航局局长。在他们的心目中，叶企孙是积极进步的爱国人士，且一贯同情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活动。晚年，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先生曾在《一代师表叶企孙》一书中回忆叶企孙先生多次掩护救助校内的进步青年的故事——

    叶老师和青年学生关系密切，叶老师长期居住北院七号，晚间经常是年轻学生造访和论谈的场所，叶老师一辈子独身，身边只有一位能干的周师傅，既是司机又是管家。叶老师经常和各班的一些青年建立了友谊，熊大缜就是我们那几班中与叶老师关系比较密切的一员，从四年级起到毕业后留在学校当助教，到1937年卢沟桥抗日战争开始为止，一直和叶老师住在北院。从五四运动以后，清华的学生运动接连不断，叶老师的家中，也是年青人议论这些事情的场所，叶老师总是抱着同情的心情参加议论。

    尤其在“一二·九”运动期间，有几次反动军警包围搜捕清华学生时，有不少学生领袖就曾躲藏在叶老师的北院七号家中，殷大钧和何凤元和叶老师就很熟悉。在喜峰口1932年刘汝明抗击日寇后，清华学生曾分三批去喜峰口慰劳前线将士，就是由何凤元去叶老师家请求学校支持交通工具，那次我也在场，当叶老师听说物理系有好些学生参加时，不仅即时和梅校长交涉，学校每次出大客车三辆，而且叶老师主动让他的司机周师傅，驾着叶老师的私人车给慰劳团使用，叶老师还要亲自参加慰劳团。后经大家劝阻才同意不去的，但在第三批出发时，他还是参加了，而且一直到了喜峰口外潵河桥前线（现在河北省迁西县境内）。在1936年，傅作义部下在绥远百灵庙（现呼和浩特、二连浩特之间）击败日本侵略军大捷，清华师生曾发起慰问前线将士，叶老师发起教师捐款，家属把自用缝纫机组织起来制造棉衣和伤病员的卫生疗养用品，送往百灵庙前线，这些活动也是在叶老师的家中聚会时谈出来的。

    1936年2月，北京反动军警曾在某日早晨，包围学生宿舍，按告密名单搜捕地下党的领导成员，该时地下党书记牛佩琮（解放后曾任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供销社主任）和我住一屋，当反动军警推开新斋405房门时，牛佩琮已起床在盥洗室洗脸，不在室内，由我缠着军警，牛则闻声逃出新斋，到附近北院叶老师住宅中换了周师傅的衣服，由北院后边牛奶场溜出了学校，从此再未返校。在“一二·九”运动开始后不久，清华学生抗日救国会曾组织自行车南下宣传队，一行大约22人（其中有历史系女同学吴翰一人），自1935年12月24日清晨6时离校，经过天津、济南、徐州、蚌埠，而于1月13日抵南京，在1月15日在南京中央大旅社和中央大学等散发反蒋传单，全体被捕，押解郑州，放逐北返。在出发前当叶老师知道我参加这一队伍，而且还有6名物理系学生（其中有戴振铎，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和4名化学系学生参加后，即派熊大缜来补充我的行装，动员1936级物理系同学杨龙生把他的加强的新自行车借给我，换下了我的破车，把熊自己的皮夹克借给了我御寒，而且给我们从学校所存军毯中每人配备一条。出发的早晨他和梅校长都在大礼堂前送行。后来我们知道，他还派青年体育教师张龄佳在天津、济南、徐州等地为我们打前站，疏通当地当局，给我们放行，在南京被捕后，也是他动员南京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等出面交涉，才得以押解至郑州，放逐北返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