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里，北院七号实际成了当时进步学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和庇护所。葛庭燧先生是清华物理系第八级学生，他就得到过叶企孙的多次救助，他在《一代师表叶企孙》书中这样回忆——

    1933年我读完大学三年级以后，得了肺病，休学两年，在北平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卧床疗养。叶先生曾来看过我两次，使我深受感动。1935年9月，我返校复学，不久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有一次北平当局派军警在夜间包围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当晚我躲在清华北院叶先生家里，叶先生未结婚，当时物理系助教熊大缜与他同住。熊到外面打听，果然捕人的黑名单里有我。清华学生当时分成两派：在大礼堂开会的叫大礼堂派（救国会派），在同方部小礼堂开会的叫同方部派。有一次，救国会派“选举”了5名“汉奸学生”，有三百多名学生签名贴了大字报公布。这5名学生向北平法院控告了10名同学侮辱他们的名誉，其中有8位是救国会的委员，另外两人是钱伟长同志和我。当时正在大搜捕之后不久，这些人都躲避了，我也躲进了北平城内医院。后来我看到报纸上登载了开庭日期，我想，如果不出庭，就会缺席判决；如果出庭，则肯定有军警在外面等着拘捕。在这种情况十分紧急之际，我连夜赶回清华园向叶先生求救，得到了叶先生的大力帮助，他说服了当时的教务长出面干预，才把这件诉讼案压了下来。

    “一二·九”、“一二·一六”以后，北平学生抗日救亡的情绪十分高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时清华的大队长先后是凌松如同志（已牺牲）和雷骏随同志（即李昌同志）。我参加了这个组织，担任了一个中队长，并与何玉珍同志（已故）、武衡同志、章宏道同志（即章文晋同志）、戴中扆同志（即黄葳同志）等组织了外围群众团体“实用科学研究会”，很多同学申请参加。为扩大影响，我们举行了一次民众招待会，目的是向民众宣传科普知识和国防科学。这项倡议遭到了当时学校当局和物理系领导的坚决反对。后来还是通过叶先生的反复斡旋，物理系才同意借给仪器（由叶先生担保），在同方部小礼堂请熊大缜、阎裕昌两位先生做“太阳、空气和水”的科普演讲，由熊大缜讲，阎裕昌做表演。阎是老工人出身的物理系仪器管理员，并担任普通物理学课堂表演助手。这次讲演会的听众十分踊跃，清华园附近的民众扶老携幼而来。当天晚上还放映了一场科技电影。本来希望在清华大礼堂放映，但是学校当局坚决不肯（也许是怕民众把礼堂弄脏），后来还是通过叶先生的大力协助，由学校在礼堂前面的草地上临时搭了一个架子，挂上了大屏幕，在大礼堂二楼上向外放映，上千名的民众席地而坐看电影……

    解放后曾担任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名叫姚克广，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他就多次受到过叶师的帮助并利用北院七号进行过革命活动。戴振铎先生是物理系第九级学生，他在《一代师表叶企孙》一书中回忆叶师对学运的态度时说：

    1936年底，我又参加了绥远大青山抗敌前线服务团，慰劳傅作义将军领导的队伍英勇抵抗日军的侵略，运送军需物资（医疗及防毒面具等），领队是级友高本乐，团员18人内有物理系十级的王天眷、陈芳允和李正武。回来后见到叶先生，他对我笑笑说，物理系参加劳军的同学不少，真想不到，并问了一些劳军的经过和内蒙人民生活情况。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叶先生对学生运动支持的态度。

    钱三强是物理系第八级毕业生，周光召是物理系第十二级毕业生，他们在《一代师表叶企孙》书中谈起叶师的爱国情怀时都谈到了在西南联大的一段经历——

    在1945年“一二·一”运动时，叶先生担任代理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他主祭“一二·一”运动中牺牲的四烈士，为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