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动，所以他们的精力都很充足，思想也很周到，行动也很有计划，但是到后来动久而不能静，有许多人只知道动而不知道读书，于是乎其动乃成为盲动。

    第三，最初动的学生，是抱着一种牺牲精神，不是为着出风头来做这些活动的。因为最初几个人声名较大，大家知道的多了，于是乎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成名的捷径，乃是出风头的最好方法，于是个个想起来动，结果必至于一败涂地。

    第四，政治力量的掺入。“五四运动”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是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动的。当时只是纯粹的青年血气冲动。到了后来，各种政治的成分都参加进去了，所以往往起内部的破裂，于是学生行动也就不能一致……（《百年国士》1卷《蔡元培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71页）

    或许是基于清华园内部制订的严格纪律，抑或是诸多学者教授对学生运动达成了共识，清华园终于没有像北京大学或其他高校那样成为学潮圣地。学校仍然强调学习纪律，管理依然严格，违规犯纪或成绩不良照样会被开除，在局势动荡不安学潮汹涌不断的年代，清华园内已然一派安静的学习氛围，而且这样的环境一直保持了整个“第三时期”，这不能不让人拍案称奇！

    犹如冬天里出了个小阳春，清华园里由于拥有了这个“第三时期”，才显得与众不同。而这个时期培养的人才在近半个世纪后的横空出世，又给我们出了一个巨大的题目：该怎样评价当年科学救国的丰功伟绩？

    大量的材料和资料显示，叶企孙不仅同情革命，而且还保护过许多进步青年。我们或许可以从另一方面寻找出他的真正动机。

    钱伟长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七级毕业生，他是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之侄。入学考试时，历史和国文以满分为全校师生瞩目，陈寅恪先生就说：从中国史的根底看，钱伟长在中国史上很有前途。但钱伟长却要求进物理系。他受室友兼乡友何凤元、殷大钧影响，这两个人是物理系学生，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经常向他介绍物理系的情况，特别是介绍大名鼎鼎的叶企孙先生和吴有训先生，说他们都是具有国际学术地位的师长，因此给钱伟长以深深的吸引。另外的深层原因是，钱伟长是1931年9月16日来到清华的，3天后，就得知了“九一八”日军占领东三省的消息。以钱伟长在国学方面的资质，以叔父钱穆对他的期望，他原本要读历史或文学的。考试后，陈寅恪先生和杨树达先生都对他期许甚高，杨树达先生逢人便说，中文系进来一个少见的高才生，除了英语稍差一些外，中文可以和外语系的钱钟书相比。然而，钱伟长当时满脑袋都是火光熊熊的国恨家仇场面，那些柔软湿润的文学已如江南轻飏的柳絮缺少力度。他那时想的是“学文史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便下了弃文学工学理的决心：“清华那时还只有初设的土木系，在殷大钧等的影响下就决心要进物理系，当时并不晓得有原子能，只大概知道物理系是制造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装备的基础。”

    但是，钱伟长的愿望却在吴有训那里受到了阻击：“吴教授好像很有成见，说物理系每年只收几个学生，都要有较好的数学物理基础，还说我的数理化和英文考得不好，如果你要进物理系，新生将有四五十人都可以进物理系，这是绝对行不通的。”

    没有办法，钱伟长只得找一些年长的同学求助，让他们想想办法，看能不能通过疏通来达成心愿。

    这时大家把目光锁定在叶企孙先生身上。

    之所以这样选择，钱伟长说：“殷大钧建议，由他约同物理系三年级同学赵九章、王竹溪以及何凤元一起向叶企孙求援。殷大钧他们认为，叶老师平常和年青同学关系很好，在五四运动以后十几年的动乱中，他热爱祖国，同情和支持青年同学的爱国活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