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进清华大学之后，1926年3月12日，日寇军舰侵入我国内河，遭到我大沽口驻军的阻击，英、美、日等8国借所谓“大沽口事件”向我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为了祖国的神圣领土不受外国随意践踏，清华、燕大和女师大等高校约四五千人集会游行，抗议八国政府的“最后通牒”。我拉汪如峰同学参加这个活动，先在天安门开会，然后游行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示威。没有料到全副武装的军警竟向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开枪，我身旁的同学随着枪声倒下了，血溅到我的衣服上，抬头一看，女师大的同学也倒下了一片，这时人群全乱了。我的同班同学韦杰三牺牲了，我既气愤又感到茫然，作为一个爱国学生今后该怎么做？一腔热血应洒向何处？

    当晚，我和几名同学到北院七号叶师家，向老师讲述了白天亲眼见的天安门血案。他听后神色激动地盯着我说：“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为什么落后？你们明白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侮我们？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到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泪下如雨。叶师的爱国激情，他对科学救国这种远见卓识，他对青年学生所寄托的厚望深情，深深地感染了我。爱国与科学紧密相关，从此成为我们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东西，决定了我毕生的道路。

    王淦昌等人所参加的这次学生运动，事后有证据证实，这是国民党策动的结果。“国民军封锁了天津大沽口海港，北京外交团受日本运动，提出最后通牒，限44小时内撤去封锁。国民党于是发动反对外交团的运动。17日晚10时半，清华‘学生会’评议部主席黄仕俊接到翠花胡同8号国民党部通知的电话，当即摇铃召集评议会，通过参加国民大会，次日发动同学四五十人赴北京参加国民大会，反对‘八国通牒’，然后转往段祺瑞政府的国务院请愿……惨案发生后，校内同学检讨，认系共产党派学生煽动所致（实际是国民党），群起指责彼等的清华的‘恶势力’。”（《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228页）

    有资料显示，共产党在清华成立第一个支部的时间是此次运动后约8个月的事情，据说有党员7人。梁启超对在学校内成立政治组织不感兴趣，他说：“清华研究院里便有共产党二人和国民党七八人。他们人数虽然少，声音却很大。清华园不安应该是他们所制造的……”梁启超的发言代表了那个时代一部分学者对在校建立政治组织的不满态度。显然，叶企孙是赞成梁启超的观点的。不仅如此，而且他的目光已经聚焦在科学救国和科教救国目标的具体实施上，他的这些学生，就是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一旦失却永远也难接续的环节。在之后的岁月里，叶企孙之所以坚韧地活着，就是为了心中这个目标。他生活的意义就是一天天接近目标。因此，当他看到一些学生目光有所漂移，志趣有所浮动，置学习于不顾时，其心情可想而知。

    实际上，对于“强烈的校外政治活动”和学潮竞起的局势，倘若进行客观的分析，就会发现这里面其实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苏云峰先生说：“学生运动之原因很多，爱国情操只是其中之一，但也很可能是一种借口，如学生总喜欢在考试时借爱国之名罢课和罢考，尤以功课较差者、行为不检者和有政治狂热者然。”而罗家伦曾是一个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人，他的声名在五四运动中远播四海，“五四运动”这个概念也是他第一个提出的，但是，这位学生领袖出身的人在谈及学生运动的兴衰时也分析道：

    第一，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

    第二，做第一次学生运动的时候，负责的都是用功的学生，静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