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物理系主任，叶企孙原先奉行的人生理念不时受到考验和冲击。过去他奉行“群而不党”和“独善其身”，用儒家信条建构的天地人的空间概念，横向与纵向的人际关系和积极进取的用世态度，对他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叶企孙这个人，熟悉他的人都会同意这句话：他是一个拥有科学知识的正人君子。但是，他现在是一个系的主任，上下左右的空间位置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清华园也如江湖，于是就有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和“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诸多感怀。

    1926年间，北京各高校间最时髦的一件事莫过于加入革命党。叶企孙经历过这些事情。在他求学年代，上海和北京可谓党林丛起，旧党和新党，五色斑斓，不一而足，但他从来不为所动。但是，现在轮到他的学生心动了。清华园里学生们最崇拜的人是那些慷慨激昂的国民党左派，他们已经秘密渗透到学生会里，其忧国忧民悲歌呼号的姿态特别容易令一些青年学生怦然心动。当时的中国，内受军阀混战之苦，外遭强敌蹂躏，为祖国命运深深忧虑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会被反帝反封的潮流所吸引，这是每一个爱国知识分子非常正常的反应。叶企孙从没以隔岸观火的冷漠态度看待过学生运动。他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问题是要弄明白自己的责任。大难临头，临阵脱逃无疑是丑类，但不分青红，逞一时之勇，亦非智者所为。“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其抗争的样式有多种，以制敌致命为原则。叶企孙从来不主张自己的弟子尚未学成就快意恩仇，特别是国难当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乱世，必须以深远的目光来谋划国家的未来，这是那个时代诸多名学者的共识。蔡元培先生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校外问题结伴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蔡元培先生可谓一代哲人，他认为学生最大的“责”在学习，应该以学为第一原则，学成之后，大可为国家利器，小可为锋矛利箭，于国于民均可便宜行事，这是一种深刻而成熟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学。联想当今世界，只见勇敢而不见智慧，只见石块而不见书桌，只见少年赴死而不见科技实力，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不能不感谢叶企孙这样的智者，当年是以怎样的眼光和胸怀引领着学生们绕过可能导致他们夭折或倾覆的急流和险滩，终于使这些国家的栋梁之才平安渡过危险期，在共和国最需要的时候被派上了用场。

    王淦昌就是其中一例。

    学生时代的王淦昌是一个热血青年。

    他在《一代师表叶企孙》书中回忆这段时期时说：

    我参加过两次30年代的爱国运动，六十多年来很难忘怀。1925年6月，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的“五卅惨案”，我和中学同学们在上海南京路上游行，并抱着传单沿途散发，英租界的一个巡捕抓住了我，我质问他：“在我自己的国土上散发传单，你凭什么抓我？”他愣愣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才用英语咕噜道：“你自己的国土？可这里是英租界！”我用英语冷冷地驳斥他：“正因为这里是英租界，我才来散发传单。你和我还不是一个样，我的祖国受帝国主义欺凌，你的祖国则已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当了亡国奴。可惜的是，我还为祖国的命运而拼搏，而你却为侵略者效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的国土上，你能抓自己的兄弟同胞吗？”他无言以对，把我带到一个僻静处悄悄放了，临走还握着我的手说：“小兄弟，你说得对！我理解你。”

    另一次是在我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