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特权，其憎怨情势可以想见。作为一校之长，曹云祥必然是首当其冲，而张彭春不过是他身后人物。一想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而张彭春却成了观看靶子的人，曹云祥就不高兴。他的中庸之道告诉他，此事行不得也。其三，曹云祥在清华后期，已经成长为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家，他对于清华的关注，不再是专注的，而是漂移的，不再是专情的，而是心不在焉的。苏云峰先生所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一书中就这样写道：“由于外务太多，难免影响校务，如他当时还兼任长沙雅礼大学副董事长，并于1924年11月赴长沙主持校长就职典礼。清华英语演说班教员罗伯森（arnold roham），素仰曹善于演说，特邀之在礼堂向各班学生讲‘辞令之价值及其练习’。他在校务百忙之余，1925年还到北京作了五次演讲……”其四，他在清华有一个隐身人一样的对手，这个人使他不快，但又无可奈何，于是萌生退意。这个隐身人就是后来长校清华17年的梅贻琦。

    曹云祥对张彭春或许不是从一开始就不信任的。张彭春在业务方面的精到和工作上的认真尽力，他是都看到了的。但曹云祥更愿意把偌大的清华园比做一个家，而自己就是这个家的主人。以一个主人的眼光看，张彭春的角色只能是一个管家而已。即便是这样，也有一个信任与否的问题，但一个微小的发现，使他终止了自己打算信任张彭春的想法。

    在清华园里，梅贻琦比曹云祥、张彭春都先到。在曹张出现在清华园之前，他的名望已经远播京津，曹云祥必然早有耳闻。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其祖上乃“津门巨族”，只是到其父一代才家道中落。梅贻琦6岁上学，以世交关系入天津南开学堂读书。南开学堂原为家族私塾，塾主严修（字范孙），光绪九年进士，曾任清学部左侍郎。袁世凯时期，曾几度任命严修担任政府要职，严均不就。严家子女甚多，遂成立私人家馆，聘来津门名师张伯苓执教，后在此基础上创办“敬业中学堂”，就设在严家后院的3间房子里，有教师4人，学生73人，每月经费200银元，由严家和一王姓富商家分摊。1907年有人捐赠一块地皮，地点就在南开一片低洼区，兴建校舍后，便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私立南开学校”，张伯苓为校长。

    梅贻琦就是南开学校第一班的学生，毕业时，因品学兼优被刻在学校门前纪念牌的第一名位置上。1909年，从南开毕业后的梅贻琦抓住游美学务处在京招考首批庚款留学生的机会，成为630名考生中的幸运者。据有关资料显示，首批录取学生共47人，梅贻琦名列第六。梅贻琦之后游美学务处又分别招录了两批133名游美学生，加上另有12名幼童生送美，共192人，这些学生在清华校史上统称为“史前生”或“直接留美生”。梅贻琦是第一批“史前生”，自此便与清华结缘。

    梅贻琦在美期间，入伍斯特工业学院（er polytecitute）学习电机工程，获工学士学位。按学历和章程，本可以继续攻读更高的学位，但因家庭经济困顿，只得提前归国。1915年9月，梅贻琦被清华聘任为数学和物理课教员，因这层关系，他又是叶企孙、吴宓等人的老师。从现存的资料和史料上可以看出，梅贻琦是一名非常敬业、受人爱戴的好老师。著名教育家吴泽霖先生曾这样回忆他：“在清华教学的头几年里，梅先生住在工字厅的一间侧室里，每当深夜万籁俱静，人们总是能从窗帘透出的灯光中，看到他专心致志埋头备课的身影……他一周要上3门枯燥乏味又难以用一般词汇讲述清楚的数学课，还要批阅成堆的学生作业，其繁忙、紧张，凡是初试教学的人都能深切体会的……在梅先生执教初期，中学部学生每晚7时至9时，照例在自修室内集中自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