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忮求，徒召株累……

    知忧患之必不能逃，则当奋力学道，以求内心之安乐，是谓精神上自救之术。欲救人者，须先自救；未能自救，焉能救人？使人人各能自救，则人人皆得救，而更无需救人矣。故古今之大宗教，若佛若耶，（孔子之教亦然），其本旨皆重自救而非为救人者也。忧患之来，如病袭身，不就医服药，则己身将死尚何有于人？故宓现今亦惟当力行自救之术……

    “无所附丽”，又即“君子群而不党”之义。记云“君子不凝滞于物”。吾自抱定宗旨，无论何人，皆可与周旋共事，然吾决不能为一党派一潮流所溺附、所牵绊。彼一党之人，其得失非吾之得失，其恩仇非吾之恩仇，故可望游泳自如，脱然绝累。此就行事言之也。若论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笃信天人定论，学道一贯之义，而后兼蓄并收，旁征博览，执中权衡，合覆分核，而决不为一学派、一教宗、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庶几学能得其真理，撷其菁华，而为致用……

    有人将陈寅恪和吴宓归纳为“世界主义者”也许是有几分道理的。但了解陈吴的人，也都知道他们的另一面，那就又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以不同凡响的理性精神辨析着所处的时局，并站在世界的峰峦上回望喧哗与躁动的祖国，终于明了自己肩上的责任，那就是先自救，再救人，用精神来救中国，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重建中国的本土文化。

    这是一个多么清晰的学者救国的思路。

    而在精神救国的另一端，就是叶企孙推荐的科学救国。记得叶企孙当年办科学会时，曾在章程的训言部分，第一条写了“不谈宗教”，第二条就是“不谈政治”。我们不厌其烦地追忆这三位哲人在哈佛大学就学期间的点点滴滴，并且从叶企孙与吴宓、陈寅恪的深厚友谊说起，就是回答读者的提问：我们的传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叶企孙当年读书的时代距今凡近百年之遥，以今天之情势，去度前人之胸襟，不免有几多感时伤怀之想。这是一些多么纯粹的人，他们几乎弱冠之年已定下平生志愿，并为循着这些理想和信念，选择了与众不同的路径。痛苦屈辱、轻蔑、沉重等字眼注定要相伴他们终生，让人拍案惊奇的是三人命运的一致性。自从他们选择了“君子不党”的约定后，三人一直坚定地“笃行”之，即使以后穿行于中国社会生活风雨凡50年，默默终老，不改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