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名，以行贪图倾轧之实，而遂功名利禄之私。举世风靡，茫茫一概。吾国固然，欧美各国亦不异。且其中为恶者，操术尤工。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横攫财之本领而已。”（《吴宓日记》1917-1924卷，第66-67页）

    陈寅恪在3人中年岁最长，见识最博，思想也最深邃。在他的“人生宣言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他乱世求存的座右铭。

    一个读书人，遭遇乱世是谓“穷”。“穷”是一种境况一种状态，同时也是一种命运。身处逆境的读书人该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先贤们已经说得很明白：独善其身。这就是说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正在求学的年轻人，首要任务得把学业搞好，要学有所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只有做好双重准备的年轻人，才算是一个国家的财富。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下，陈寅恪、吴宓、叶企孙都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选择了学习，而放弃了对政治活动的参与。

    1912年秋之后，陈寅恪曾在上海小住半年之久，此时的上海正是党派丛生、政旗蔽天时节，仅上海就有“统一党”（原中华民族联合会）、中华民国公民急进党、民公党（中国共和研究会）、宪政党（中华共和宪政会）、中国社会党、中华平民党、上海公民会、民社、中华民国工党、中华自由党、工商勇进党、国民党、统一共和党等等，真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虽真有好主义，也不乏鱼龙混杂者。基于党派林立的情形，章士钊就干脆主张“毁党”，呼吁中国现有的各政党一律解散，然后召开全国政治协商大会，再造两大政党，代表两个相反的政见。章士钊的“毁党造党”论一出，社会上就又出现“不党”论，即反对成立政党，以孔子“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为理论根据，认为真正为大众谋利益者，不一定非建党才有所为。而孙中山的同乡刘思复（师复）则创立了“无政府主义同志社”，主张建立一个“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另一无政府主义者张继还到法国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体验了半年的耕读生活，归国后在报刊上撰文大谈无政府的幸福生活，一时颇受世人瞩目。

    从各种史料和资料中可以得知，身处这一时段的陈寅恪、吴宓、叶企孙们实际上成了最关心政治的人，然而又无一例外地从政治的喧声中抽身而出，选择了平淡如水的读书生活。他们从那时起就似乎立下平生志愿，绝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专心致志，多读佳书”，学成后报效国家：“故若论吾生之责任，则无论国之亡，应不贰其志，竭诚奔救。”

    我们从吴宓的日记可以寻觅出一条相当完整的线索，基本上佐证了陈寅恪们“独善其身”或曰“明哲保身”思路的终端，实际上是要“办大事”的。

    我留学生又尝以“自私自利”讥独善其身者流；岂知入污泥而不染，白璧自保，砥柱横流，此非绝大志愿、绝大才力、绝大作用tact不能，尤非绝大牺牲不能致。破巢之下，已无完卵；粪土丛中，安长芝兰？有洁身之志者，动遭桎梏，虽性命犹不能苟全（如苏格拉底之受戮是也），而况鸿飞冥冥，恣意高翔，不被网罗。古今东西，能得此者几人？得之，诚幸之尤幸者矣……

    ……此后志向，当直追圣哲，决不以“热心人”或粗浅之“爱国者”及“改良社会者”ent、patriot、reformer自命。学问道理，专为自己受用；而另为谋生之计。至于事功一方，但随机遇，竭诚尽智，而不计成效之如何。在尘世中之生灭离合，波澜起伏，苍狗白云，蝇头蜗角，万千迹象，皆当视为身外之事，不为吾扰。吾惟自企于寂静澄明之境，先求独善，宁效郭林宗、申屠蟠之明哲保身，而不为李膺、范滂之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