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可以看到时间与时间的交叉点上，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闪动着爱因斯坦式的灵光……20世纪同样也是科技和人文相互推动、互为动力的时代。但就大的格局而言，物理科学似乎成了改变这个世界的魔法师。

    科学家们给这个世界带来深刻而又具体的变化，它影响着一个时代的全部，包括意识形态、宗教、文学艺术。即使是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也足以引起我们思维的延伸和某项学科的发展。每一种科学或发明的诞生，都会发明新的工具和材料，而伴随着这些新工具、新材料，我们对过往的历史和某项研究就更接近真实和进步，比如历史学和考古学等。

    陈寅恪不是科学家，但他尊重科学。他知道在叶企孙的身上蕴藏着什么，他以一个哲人的目光看出了这个人身上的分量。因此，他尊重他。

    在陈寅恪和吴宓身上，叶企孙也找到了他久久期盼的东西。

    陈寅恪和吴宓，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风标。他们是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着异质文化营养的长着“第三只眼睛”的新型学人，对国际时事、政治经济、宗教种族、个人前途、民族命运甚至婚姻家庭、男欢女爱都有着深刻的见解，而且卓尔不群。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审美判断和欣赏趣味像云雾缭绕的山峰耸立在中国留学生中间，寻常人是看不出真谛的。只有叶企孙这样的人才能听到那被寻常遮蔽的山谷中金石般的啸响。因此，叶企孙将他们引为挚友。直到数年之后，叶企孙已是清华大学的领军人物，他对陈、吴二位的恭敬态度，还深深影响到他的学生们，我们从钱伟长等人回忆先生的文章里可以得到这方面的具体信息。

    就整体而言，陈吴二人都是有古典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人，虽然他们和王国维是那样的不同，和章太炎也难合辙。科学猛醒的20世纪，为他们的理想重建添加了新的理论支持。罗素谈到科学对文化的影响时就说：“牛顿的宇宙井然有序，各行星沿着合乎定则的轨道一成不变地绕日旋转，这成了贤良政治的富于想象力的象征，表现热情要有克制是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上流社会最确实的标记。”在他们理想的政治图景里，“井然有序”与“合乎定则”，“热情”而又“克制”，“一成不变地绕日旋转”绝对是颇得心神的关键词语。

    因此，当中国的时局发生动荡时，排斥最力、反应最强者当数陈吴诸人。

    1919年3月27日，吴宓在其日记里这样写道：

    近闻我国工人，在俄京者六万人，均入过激派，闻之心胆俱落。夫以我国之穷之乱，如此火上加油，后来者更何堪设想……

    此时，列宁领导的伟大的十月革命已经成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宣告成立。这个巨大的精神炸弹，立时深刻震撼了西方列强，美国当然也在波及之列。西方政权和上层人士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就像躲闪袭来的一场夺命瘟疫那样避之不及，这对正在美国求学的吴宓、叶企孙和陈寅恪们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隔岸观火，陈吴及他的同胞同学们的担心多少也带有忧国忧民的成分，即使是杞人忧天，也透着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挚爱。

    陈寅恪对当时时局的判断，与吴宓不谋而合，这一点有史为证。以陈寅恪的人文价值而论，他实际上代表着那个时期的中国文人的最高学术成就，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凝聚一身的体现者，也是人类文化的体现者。在吴宓的日记里，他常常以规劝者和提醒者的身份出现：

    陈君寅恪尝谓：“昔贤如诸葛武侯，负经济匡时之才，而其初隐居隆中，啸歌自适，决无用世之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及遇先主，为报知己，乃愿出山，鞠躬尽瘁。岂若今之插标卖首，盛服自炫，‘advertisement’争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事，甚且假爱国利群、急公好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