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的日子里，另两个不能不说的人物就是吴宓和陈寅恪。

    陈寅恪乃江西修水（义宁）人，1890年7月3日（清光绪十六年农历五月十七）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曾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巡抚。父三立，字伯严，又号散原，清末著名诗人，“四大公子”之一，与谭嗣同、陶宝廉、吴保初齐名，有《散原精舍诗》行世，曾是“新江西派”的首领。

    1902年起，12岁的陈寅恪便随兄东渡日本留学。两年后，又考取留日官费。1907年，在家养病的陈寅恪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秋赴欧洲留学，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并先后游挪威、瑞士等国，在瑞士时，曾入苏黎世大学研读。1912年秋，自瑞士回国，居上海。1913年春，再赴欧入巴黎大学。是年秋，江西省教育司电召他回江西阅留德考生考卷，连阅考卷3年，故一直在国内留居，5年后再出国。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未完全结束，赴欧不成，改赴美国入哈佛大学，随兰曼（lanman）学习梵文、巴利文两年。

    在这个时候，吴宓与陈寅恪方得相识。吴宓曾在日记里这样描述他和陈寅恪相识的经过：“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进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吴宓先生这样崇敬陈寅恪绝非奉承之词，请看下面一段话，我们便会对陈寅恪的学术造诣可窥一二：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文史学界），有所谓“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之争，前者说后者不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处处隔靴搔痒，后者则批评前者方法陈旧，工具不够。但是这两类学者对于陈寅恪先生，却是几乎一致地推崇，因为陈先生一方面对于旧学有家传的渊源，而且下过深湛的工夫，深深地了解中国学术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对西洋新观点、科学方法及工具，陈先生同样有很深的造诣。单以语言为例，他通晓的总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字自不必说，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的或已经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晓。这些语言帮助他解决别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历史真相。在国学方面，那时一般读书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可以了，而陈先生却能背诵“十三经”，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盖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太老师”……这是校内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对陈寅恪的尊誉。他来清华后，即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稍后，他又是清华大学唯一的一位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合聘教授。西南联大时期，他曾是部聘教授。他还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特聘的第一位华籍汉学讲座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讲东方学与汉学，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于牛津城，以亲聆陈之讲学为快。但据当时有人估计，欧美许多大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少数几个人外，能听懂陈先生讲演者实寥寥无几，因为“陈的讲演广征博引，只语言这一关那些一般的专家就闯不过”。（《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黄延复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10页）

    而叶企孙与陈寅恪相熟，则是在1919年春天的事情。从吴宓的日记中得知，这年春天，吴宓在哈佛中国留学生会上发表了关于的演说，大概就是在这次演讲会上，3人不期而遇。陈寅恪对吴宓很欣赏，在听完吴宓的演讲后，他诗赠吴宓：

    center">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