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致信毛泽东，向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请求。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就该信批示周恩来，着重指出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和邓小平关系甚笃的周恩来，得到“尚方宝剑”，深感邓小平“复出”有望。他及时把握这个“契机”，立即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件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十五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又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参与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批准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然而，就在这时，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遇到了来自江青一伙的巨大阻力，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也被“四人帮”刮起的政治风沙遮盖起来，致使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指示被“束之高阁”长达四个月之久，直到当年十二月十七日，毛主席再次就邓小平等老同志的问题找周恩来谈话。

    十八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情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棒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为使这件事真正落到实处，周恩来还约纪、汪二人来面谈，指示他们根据毛主席谈话精神，提出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由于周恩来不遗余力的周旋，终于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一九七三年二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处，并要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二月下旬至三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给叶剑英主持。周恩来的这个举措充分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同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四月九日，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四月十二日，周恩来、邓小平两人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热烈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这是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复出”后首次公开露面。这以后，邓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之职。周恩来还不断地提出让邓小平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活动。同年八月，邓小平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二月中旬，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建议，拍板定案：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十二月二十二日病疴日重的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