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他那不很灵便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小平任职的通知，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至此，邓小平集中央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由他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已初步形成。这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撑了整整八年的周恩来来说，是可以如释重负地松下一口气的时候了。一九七三年周恩来在会见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等人时，特意让外宾见了邓小平，说：“我要你们会见一位将成为重要人物的人——邓小平副总理。”旨在提高邓小平在国内外的声望，让国际社会了解“复出”后的邓小平。

    周恩来妥善安排邓小平的实际权力，决不让党政大权旁落“四人帮”手中

    一九七四年初，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正值癌症发展、病情日趋加重之际。从一月下旬起，他连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细胞的控制治疗。但是“四人帮”灭绝人性，一次次掀起反总理的恶浪。一九七三年秋冬，江青攻击周恩来解放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是“迫不及待”地要夺权，说什么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九七四年，周恩来刚施行第一项大手术，江青就急忙授意他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并窜到天津，别有用心地给一个女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要“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等参加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得到毛泽东的赞同。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这样，便走出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格局的第一步棋。同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这是邓小平“复出”一年多时间首次走进毛泽东书房。周恩来特意安排邓小平坐在毛泽东右侧原先自己一贯陪客的位置上，试图通过摄影师的特有敏感和新闻传媒，告诉外界：周恩来身患重病，权力将由邓小平接替。

    这一系列的举措当然触动了江青一伙敏感的神经。早在一九七四年三月份，在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人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就公开把目标指向邓小平，以种种理由不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的建议。这是自邓小平复职后，“四人帮”第一次直接向邓小平发难。由于江青的反对，政治局第一次讨论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不顾江青阻挠，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见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由于周恩来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实践表明，邓小平此次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无论从国内或国际方面看，都意义重大，对于迅速提高刚复职不久的邓小平的威望，巩固和加强他已经取得的中央领导工作地位，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为此，周恩来对邓小平这次出行亦给予高度重视，对飞行安全问题，也亲自过问、把关，不容有丝毫疏忽。三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小平同志出国一事，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四月六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仪式，以壮行色。获准后，周恩来又告诉民航负责人和有关部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完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并为他铺上红地毯。”这是当时中国外交礼仪上的最高规格。四月六日清晨七时许，周恩来虽通宵未眠，却精神抖擞，毫无倦意，驱车亲自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机场上彩旗飘扬，数千名群众身着鲜艳服装，载歌载舞，热烈欢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