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少将）的住宅（通称“将军楼”），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要求；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该厂负责人罗明表态说：“保护邓小平绝对安全的问题，是周总理指示的，我们要不打折扣地执行总理的指示。”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不放心，直到江西省核心领导小组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久悬在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同年十月二十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谪居”生活。打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便一直念念不忘“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一年后的一九七零年秋，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终因过度疲劳导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一天，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即周总理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羽翼丰满、权力炙手的一九七零年秋天，周恩来竟直呼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

    周恩来力促邓小平“复出”，为彻底落实干部政策竖起“标杆”

    一九七一年九月，周恩来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有胆略、魄力和智慧，全力辅佐毛泽东，果断地处置了“九·一三”林彪反革命叛逃事件。同年十一月五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的文件传达。“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五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创伤”做某些“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一月十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在同陈毅亲属张茜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时，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些得到“解放”啊！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来，为邓小平早日“复出”广造舆论。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捅”出去。同年一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谈了邓小平的问题。他提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邓小平极其敏感高层政治气候的变化，于这年八月三日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