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已届七十六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邓小平又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困难处境：“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路遥知马力，患难见情真”。

    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同舟共济，结下了纯真的亲如手足般的战斗友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他们的这种情谊得到了新的升华。

    周恩来反对打倒和揪斗刘少奇、邓小平

    早在一九六五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他根据毛泽东本人关于接班人的意见，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因为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品德、才干、为人是最了解不过的。不幸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矛头错误地指向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地关心和保护他们。

    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一日开到五日，开五天。到八月四日，突然决定会期延长，开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不发言，即使是那种为应付场面的“违心”的话也没有说过。十一月，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开会批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妄图从他身上追挖“黑线头目”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华社：刘、邓的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电台都不准派人去参加。周恩来向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的怂恿下，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门外用高音喇叭日夜狂吼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等，被周恩来断然阻止。他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他多次指出：“对刘、邓不能采取揪斗办法！”

    念念不忘“下放”中的邓小平的安全

    一九六九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战备疏散”的安排，决定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十月十八日、十九日，就在林彪下达“一号命令”企图迫害邓小平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待，明确要求当地加以照顾，具体到地点、住房、安全、生活和医疗条件等。当周恩来了解到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先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后，当即予以否定，并提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

    随后，周恩来又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小平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即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意见，江西省核心领导小组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