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团”。我们红大现在还是发现有这类坏现象的。这些同志以为摆出杀气腾腾的威风，谁敢不听命？而不知随便杀、打正是丧失自己信仰，涣散群众的团结，对于革命是有害的。

    第三，是贪污盗夺行为。余天云纵使交通队在青川装匪，劫人和偷窃部属望远镜。现在我们红大还是有这类坏现象的。各科时常发生偷窃行为，这些由浓厚的私有观念而不顾工农群众的利益、革命的秩序，在红军中绝不应有的。

    第四，是破坏组织的行动和缺乏组织的观念。余天云专注重自己交通及乘马的选择补充，而不愿战斗部队充实。任何人都只能尊敬他的交通队，校政治部主任也不能管理他纵使偷马的马夫。如党会涉及其队部事，则骂为小资产阶级的团体。这类破坏红军组织的违反“司令部为军队服务”之原则的，特别轻视政治组织的行动，实成为红大中最严重的事实。

    第五，是虚诈保守、忌妒狭隘自私的现象。以前余天云说：只有自己经过的战斗才算是可保守的正确战术，现在红大有些学生要保守枪无刺刀的习惯，不愿学刺枪。以前余天云看见同志有长处，就说值“卵子”。现在红大有学生见学得好的同志就忌妒。也有学得好的同志不愿意帮助落后的同志。自余天云时至现在，高指科在党会还着重于自己的马、传令兵、洗面等私事发生无原则的争执，而又互怕批评吵闹起来。对于党的任务则很少讨论。

    刘伯承在文章最后说：“我们农民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伟大的革命力量。然而由于农村政治经济组织的环境而产生的有些弱点，就是或多或少表现在部队中的保守性、迟钝性、狭隘自私性、缺乏全世界性、冷静分析性和组织性。这些弱点很容易发展到上述现象的方向去。因此，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教育来改进农民落后意识，成为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之一。”

    可以看出：刘伯承与余天云之间的斗争，绝非张国焘所说仅是关于战术之争，正规与游击思想之争，而是关系红军建设的原则问题。是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人民革命军队，还是由一些没有文化、没有政治头脑、为非作歹的“山大王”领导的武装？是党领导军队，还是长官决定一切？是要严格的无产阶级纪律，还是迁就军阀作风？这些问题不解决，红军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刘伯承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反响。绝大多数人拥护刘伯承，声讨余天云。张国焘也亲自到红军大学讲话，他告诉同志们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地学习正规战术。并号召大家，包括他自己，都向刘伯承学习。并表示同意学校对余天云的处罚。但在军队政治思想建设方面，张国焘没说什么。

    斗争的结果，红军大学的学习空气浓厚起来，正气压倒了邪气。但是余天云一直情绪消沉。1936年4月，红军学校由党坝向丹巴转移。在途经大金川时，余天云突然从高崖上一跃而下，跳河自杀了。

    余天云之死震动全军。张国焘第一次承认“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但他又很伤心，余天云虽然“性格倔强骄傲，重权术，不择手段”，毕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埋葬余天云时，张国焘讲了话。他首先痛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他曾几次负伤，不惜个人牺牲来为革命争取胜利。然后强调指出自杀行为是不对的。“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

    余天云之死也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如果放弃政治思想工作，部队就要出大乱子，什么样的事故都可能发生。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对全军政治工作进行了检查，将一度松懈的工作重新开展起来。他在1936年2月写的文章中曾说，南下失利后，“在政治工作方面开始建立了行军中的政治工作，提高政治纪律，反对打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