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他那里去，陪他住几天（住在警卫班），出来以后就是提拔。对犯错误也是照这个办法，叫他到那个警卫班住几天，若是好了就从轻处理，若是不好就送保卫局。”这样搞的结果，四方面军干部多数文化水平很低，像李先念这样党性强、又能打仗的工农干部简直是凤毛麟角。多数都是打仗勇敢，但作风粗鲁，政治素养差。此时发生的余天云事件，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余天云，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6年生，1927年参加黄（安）麻（城）暴动，1928年入党。在鄂豫皖时期以作战勇敢晋升很快，1932年任红4军36团团长。1933年由团长直升为军长。他参加过多次战斗，几次负伤。打仗不怕死，但也不讲究战术，就是硬拼。四方面军的同志说，这个人本质是不错，但没什么头脑。南下时指挥31军打了败仗，1935年11月被张国焘撤职，送到红军大学学习，任高级指挥科科长。

    红军大学的总教官刘伯承，是一位原则性很强，军事知识和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的人，同时又以作风严谨、治军有方著称，在红军中享有盛誉。张国焘虽然因为刘伯承反对他另立“中央”罢免了刘的总参谋长，但是在军事业务上不得不服刘伯承。他说：“刘伯承这位独眼将军是四川老军官出身，无论军事学识和实际经验，在我们朋辈中都要算是杰出的人才。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对此，张国焘是赞成的。鉴于南下失利的教训，所以他希望刘伯承把军事正规化的知识传授给四方面军的干部们。

    谁知余天云偏不信这一套，进了红军大学不久，便公开顶撞刘伯承。张国焘听到的反映是：“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他做过好几年团长，也做过短时期的师长、军长。就因为师、军长的职务，需要较高的军事知识，所以调他到红军学校受训。他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

    事情并非像张国焘说的那么简单。刘伯承从余天云的傲慢、愚昧行为，看到了流氓无产者习气在四方面军干部中的流毒之深，也感到了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教育的必要性。余天云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张国焘任人唯亲、搞愚民政策的恶果。所以，刘伯承要拿余天云这个典型开刀。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35年12月16日的四方面军政治刊物《红炉》第1期上。文章题目是：《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

    刘伯承指出：余天云的错误思想行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教育。他说：“只要打得仗就够了，还说什么政治工作政治生活？土地法令打不得仗也是空事，政治文件用不着看，政治军事也用不着学，进学校就是坐保卫局。”所以他入党几年来才参加过一次党会，他在当36团长时骂散过团总支大会，反对政治工作。不知道我们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争取唯一领导的重要。我们红军更应该加强党的领导教育，以为领导这战争的先决条件。单就上述不说政治，不看文件，不愿学习的现象来说，那党的领导和教育又从哪里去实现呢？

    第二，是随意杀人打人骂人的现象。余天云因为自己反对政治工作，当然是不能在红军内或红军外站在自己阶级立场进行政治工作，来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在党政权旨意之下一致行动。所以他极端发展军阀流氓意识，随意杀人打人骂人，以为遂行自己意图的手段。当他杀人打人时，通常骂人是“改组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