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都有了很大进步。在学习方面自开展反余天云的斗争后，不仅红大有了新的气象，在部队中亦有很好的影响。有些军事干部过去根本不过支部生活，不看文件，现在开始转变了”。

    在占领了道孚、炉霍后，张国焘于1936年4月1日下达指示。其中的《战斗准备时期的政治保证计划》要求部队“组织各级的军政学习小组，目前研究材料以少数民族工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骑兵战术、南下战役的经验，以及西北和西康政治经济情况等问题为主。目前可抽出学习的干部应即送红大学习”。强调“各军特别在31军（余天云曾任军长——作者注）应注意部队分散时的政治工作，克服在粮食困难中违反纪律的行为，及可能发生的失败情绪。在5军（原一方面军红五军团——作者注）应根据总政训令大大进行艰苦奋斗的政治动员与教育工作。如曾提出‘到甘孜去吃大米’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同时下达的《政治保证计划》将张国焘的指示具体落实，指出“提高党团员干部及战士的阶级警觉性，与一切太平观点、过路观点、疲劳松懈与疏忽的现象作斗争。加紧对警卫员及警戒部队的教育，严防番反的袭击及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捣乱。各级政治首长应经常注意在各种会议中说明保卫局的任务和意义，动员支部介绍连队中最忠实最积极的党团员作为保卫局工作网网员，加紧在部队及地方上的肃反工作”。四方面军原来很薄弱的政治思想工作，从此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对于加强部队的革命性和思想上的统一，无疑是有好处的。这也是余天云事件由坏事变好事的转化吧。

    南下失利后，四方面军的干部对张国焘的路线是否正确，开始怀疑。虽然不敢明说，却在底下议论纷纷。原4军28团政委杨明山回忆，他们在炉霍时，有一天找不到粮食，只吃到一点半生不熟的青稞。杨明山对团长高厚安发牢骚：“张主席领导的真正确啊，领着我们吃青草。”不料传到张国焘那里，杨明山立刻被送到红军大学学习。夜里他们发现有人盯梢，抓住一个小战士，原来是保卫局派他监视这些干部，如果听到说张主席坏话就报告。干部们都气坏了，找校长何畏算账，这成了轰动一时的红大高级科“闹事”事件。张国焘本想镇压，但朱德、刘伯承坚决反对。张国焘只好请他们出面讲话。朱德对大家说：“同志们，眼下我们就要北上了，大家受了一些委屈，但是要讲团结，要顾全大局。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都是有觉悟的，尤其是你们，都是老同志了，要经得住考验。眼光放远一点，问题就想通了。”在朱德的劝说下，红大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张国焘心里也明白，南下失败，他的地位和威望都发生了动摇。但是他不肯轻易认错，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在道孚，他几次召集干部会议，作长篇报告，继续攻击党中央，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在1936年3月15日的会议上，张国焘作《关于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时，谈到南下问题说：“在一、四方面军未会合前，一方面军退出苏区是打退却战。但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这不是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吹牛皮的大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承认事实，应该指出当前我们都是在退却。譬如，那时二、六军团还仅仅在湘西立住脚，红四方面军渡嘉陵江向西发展，在相当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退却，但这种退却是有秩序的。及后一、四方面军会合便取得了一个机会，可以终止退却，反攻敌人，使自己站稳脚跟，整理与扩大自己的队伍，进行运动战去消灭敌人。可是当时的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的局面估计不足，根本不去研究当时的政治情况，不承认自己的退却，大家讳疾忌医，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主张继续行军，继续退却，不管他的退却是在什